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疑难问题解析.docVIP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疑难问题解析 　　[摘 要]我国刑法确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符合了反腐倡廉的司法实践和履行了国际公约的义务，作为《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的罪名，有必要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特别是针对犯罪主体等疑难问题进行解析。 　　[关键词]修正案；犯罪主体；共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新罪名的增加有必要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疑难问题进行解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二类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离职的）的近亲属；第三类是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包括离职的）关系密切的人。[1]对于该罪的主体的司法认定有以下难题： 　　（一）对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关于“离职”的含义，根据离职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种：a.离休或者退休的；b.辞职或者被辞退的；c.受到开除处分的。无论基于以上何种原因离职的，都能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应当限定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的时间长度。现行法律对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影响力的时间长度并未做限制，这种“一职定终身”的做法有违刑法的公平。[2]笔者认为，对此采取事后判断为宜，对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的认定，不能仅仅进行时间限度的判断，更多的要侧重于对于影响力是否存在的实质审查，即如果行为人可以利用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则可以推定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存在。 　　（二）对于“近亲属”的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近亲属的规定并不一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把近亲属规定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把近亲属规定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有学者认为，对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近亲属”而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明显过窄，应予适当扩大，目前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所确定的近亲属的范围为宜。[3]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关于近亲属的规定为准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近亲属”的范围。对于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主体，完全可以包含在“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当中，因此不存在遗漏犯罪主体放纵犯罪的问题。[4] 　　（三）对于“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 　　一般认为，“关系密切人”是指情妇（夫）、秘书、司机，以及老乡、老同学、老上下级、老同事、有师生关系的人等。这种概括虽然比较全面，但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以及关系的密切是因人而异的，只有二者密切关系达到一定程度时，足以产生影响力的时候，才可能被关系中的另一方所利用。是否属于“关系密切人”，应采用事后判断，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判断是否是“关系密切人”的人。对于“关系密切人”的范围的界定有违立法的本意，也不可能将实践中包罗万象的情况都予以囊括。简而言之，只要二者关系密切的程度足以达到对对方心理产生强制力，即客观上国家工作人员觉得需要顾及到彼此深厚的交情或者是出于心理、人情关系等综合情况，从而自愿做出滥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一方为“关系密切人”。[5]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区分 　　受贿罪客观上包含了职务行为与取财行为：职务行为基于身份性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取财行为既可以由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实施也可以由关系人实施。因此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可形成共同实行犯，分别承担职务行为和取财行为；另一方面，关系人也可形成帮助犯，由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全部的实行行为。基于受贿的身份性和谋利目的性等特征，关系人事实上不可能以片面共犯（广义的共犯）的形式出现，即受贿罪排斥片面共犯形式。[6]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分担职务行为和取财行为的共同犯罪，在两罪看来对方行为人都存在实行行为的，而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事实因素，以确定该行为人的身份犯为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