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而无获：王宠惠与法权会议.docVIP

劳而无获：王宠惠与法权会议 　　内乱不休、国力不振，再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准备不够充分，使得中国争取法权自主的谈判无果而终。虽然王宠惠等极少数外交人员百般努力，但仍然改变不了大局。还是那句话：弱国无外交。 　　1926年1月12日，清晨，北京南海仁堂的一间办公室内，一位中年人面对镜子，正在认真地整理仪容。他身材消瘦，梳个分头，眉间有一颗黑痣，右侧嘴角亦有两颗，一副略显老气的黑框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鼻尖下留着一缕并不浓密的胡须，让人倍感严谨稳重。此人就是在民国享有“好人”之誉的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年），字亮畴，民国时期外交、司法高级官员，著名法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好人”，是他身为自由主义者，坚持文官理念，倡导精英政治，提出所谓“好政府主义”，并于1922年上台组阁。然而，“好人”好听却难做，仅仅72天，王氏内阁便在军阀炮火中草草收场。他回归国际法界，为挽回国权继续孜孜奋斗。 　　镜中的王宠惠，眼圈略黑，眼袋微肿，显然又一夜忙碌，颇为疲惫。虽睡眠不足，但他的眼神里却荡漾着一丝兴奋。因为今天的会议不比寻常，是中国力图取消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法权会议。此刻，一种莫名的心绪浮上他的心头，令他既欣慰又忧虑。 　　步履维艰 　　王氏欣慰的是，经过国人一番努力，法权会议终得以开幕。 　　曾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认为：“领事裁判权是各项条约的中心观念。”可见领事裁判权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是指享有此权的国家的领事或官员，按照本国法律对其本国侨民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一种畸形的特权制度。1843年7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早对此作了规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随后于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在此基础之上又加以扩大，使得领事裁判权具有了完整意义。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效尤，从中国攫取这一特权。自1858年《天津条约》起，至1918年，又有17个国家获此特权。此外，朝鲜也通过1899年与中国订约，规定双方互享领事裁判权。 　　这些特权就像一条条沉重无比的锁链，阻碍着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之途。 　　1919年的巴黎和会，北京政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方案，但彼时欧美列强正忙于战后分赃，未予理睬。时隔两年，王宠惠在华盛顿会议上重申前请，并痛陈领事裁判权之弊：“侵害中国主权，人民引为国耻；法庭杂处，声告法律家不能明断决议；断案以被告之法律为准，故各种贸易两造之权利义务均无从预知……”1921年12月10日，会议通过《华盛顿会议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议决案》，规定：会议闭幕后3个月，由签字国政府组织一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等，并向各国政府报告，提出相关建议。 　　北京政府先已成立法权讨论委员会，准备各种英文律例供各国参考。然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申请延期至1923年秋。孰料其后爆发中法“金佛朗案”，法国以不批准华约相要挟，导致会议拖延不决。期间北京政府屡次要求开会，列强则“藉词延搁，不欲实行”。 　　1925年4月，“金佛朗案”结案，但法国仍未批准华约。就在之后不久，“五卅惨案”爆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废约呼声顿起，这也给了列强巨大的震撼，它们开始调整对策，表示愿意来华调查司法。于是，停滞两年有余的法权会议显露转机。 　　几经磋商协调，法权会议最终定于1926年1月12日召开。 　　与虎谋皮 　　王氏忧虑的是，我方势弱，彼方势强，与虎谋皮，胜算几何？ 　　果不其然，尚未开幕，诸强便给了北洋政府一个下马威。会前，围绕会议主席一职，中外双方即展开较量。中国方面坚持按国际惯例，由东道主担任会议主席。列国代表则表示此会议由美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条约发柬召集，性质为调查中国司法状况，实质上并非一般国际会议，理应由美国代表担任。最终，中方无奈作出妥协，由美国代表史陶恩担任主席一职。列强为敷衍中国面子，又特设名誉主席一职，由司法总长马君武担任。一开始，中国便失去了主动权。 　　接着，王宠惠又横遭对方一盆冷水。据其内容，会议可分为三个阶段：自1月12日至5月10日，为京内审查中国法律条文阶段；自5月10日至6月22日，为京外实地考察各省司法状况阶段；自7月1日至9月16日，为起草会议调查报告书阶段。王于1月中旬便代表政府提出“扩权”请求。因为一旦“扩权”成功，则意味着法权会议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参会的各国委员具有签署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权力，北洋政府通过会议即可直接撤废领事裁判权。然而各国代表却纷纷表示拒绝。“扩权”努力的失败，其实亦即宣告法权会议已沦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初战不利，王宠惠马上调整策略，把工作重心集中到扩大调查范围上，极力证明中国司法已取得了较大的改进，废除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