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罪己诏”.docVIP

古今“罪己诏” 　　“罪己诏”指皇帝责备自己而下的诏令。颁发的原因，大致有二，一因灾异而发，二因做错事情而发。 　　灾异多属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彗星、日蚀、山崩、冬天打雷、春天降雪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皇帝为何要下罪己诏呢？因为皇帝相信“天命”之说，以为自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治理人民，若是出现这些现象，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死亡，他们认为都是自己不好造成的，所以上天向他发出警示，往往引咎自责，下个罪己诏，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失，做点好事，或命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求补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每个朝代均有，如晋武帝在太康七年（286年）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年）下诏说：“数州灾水，饥馑一再遇到，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宋太宗因为大旱和多次出现彗星，在端拱二年（989年）下诏说：“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天佑。” 　　有些官员认为灾异属于自然现象，并非人事得失招致，劝皇帝不要相信上天示警。另一些官员则极力反对，其主要理由不在于不相信上天示警，而是认为这是关系到皇帝纳谏和治乱的重大问题。如富弼得知有人对宋神宗解释灾异皆是自然现象时，就说：“皇帝所畏惧的只有上天，若不畏天，还有何事不能干的！说这种话必定是奸人想进邪说，摇动君心，使谏争之臣无有所为。此乃治乱之机，不可不速补救。”当即上书，进行批驳。正因如此，每当灾异出现，常有官员借机上书，请求皇帝上畏天戒，下修人事，痛自修省，讲道论德，进贤退奸，省刑薄敛，惩治贪官，节约开支，减轻力役，招抚流民，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等等，以回天意。皇帝畏惧“天命”，听从采纳了，人民的疾苦就减少一些。对于高度集权的专制皇帝来说，只有“天命”能够约束他不敢过多作恶，所以他畏惧“天命”虽属迷信，却也有有利于人民的一面。 　　因做错事情，造成人民疾苦死亡而下罪己诏的，史书中也不乏其人。如汉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下诏说：四边之外的戎狄不安其生，京畿之内的人民不能安居乐业，都是因为他德薄造成的。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过去每人增赋三十钱，使老弱孤独陷于重困；对匈奴用兵，军士死亡离散。汉元帝在永光二年（前42年）二月下诏说：由于他的不明，政事治理得不好，以致百姓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甚感羞耻。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前16年）七月下诏说：他没有与多数大臣商量，误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可是营建了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完工。天下为此虚耗钱财，百姓因之疲劳，终不可成，十分忧伤不安，此项工程立即停止。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六年（30年）十月下诏说：我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凌，百姓失所。 　　天成三年（928年），京师洛阳巡检军使浑公儿向后唐第二个皇帝明宗奏报说：“外面有百姓二人，用竹竿当武器练习武功，图谋不轨。”明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交给石敬瑭（明宗的女婿，七年后投靠契丹，推翻后唐，自己当了皇帝）处理。石敬瑭不问清楚，就将二人杀了。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上奏说：“昨天逮捕的两个人，实际上是在一起玩耍的幼童，并不是练习战斗的百姓。”明宗听后大吃一惊，知道杀错了人，马上下诏向全国人民检讨滥用刑罚，减少自己十天的食品，以向冤魂谢罪。并且处罚了不细心审理的石敬瑭一个月的俸禄，把诬告陷害的浑公儿杖打后流放到登州。非但如此，明宗还赐给两个少年每家五十匹绢，一百石麦，一百石粟，让官府出钱为两个少年隆重地办理了后事，弥补自己的过 错。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此类事件，又下严令，州府官吏以后对所有死刑案件，必须仔细审理，决不能随便滥杀无辜。 　　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金兵长驱南下，无力抵抗，均下过哀痛之诏，罢除害民的花石纲，改革弊政。逃到杭州的宋高宗也下诏说自己有不知经邦大略和戡难远图等四大错，命将诏令在朝堂榜示，遍告天下，使人民皆知其悔过之意。 　　崇祯在最后的十年中，曾三次颁发罪己诏。 　　清朝前期有几位皇帝下过罪己诏。顺治在临终之前下的一道罪己诏，胪列过错十四款，其中有关国家大政的有：没将国家治理好，没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姑息庸劣不称职的大臣；营建殿宇，糜费太多，不体恤百姓的艰辛；自恃聪明，不能虚心纳谏；自知有错，不能及时改正，过错越积越多等。 　　到了清末，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执政，同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过罪己诏。慈禧是因为纵容庇护义和团打洋教，引起八国联军进京而发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她知道为国家民族招惹了大祸，对不住反对开战的光绪和全国人民，脸面丢尽，在西逃的路上，即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说：造成此次事变，“负罪实深”，“知人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