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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龚书铎先生的“学缘”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们都忙着扫祭已故亲人和师友。龚门弟子此时亦在商议征集缅怀文字，付梓出版，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师和学者。谢维以“同门”师弟的身份来函，嘱我写篇短文，寄托哀思。谢维没有弄错，广义地讲，我也算是书铎先生的弟子。中国传统将老师分为“业师”和“座师”，业师系直接传道授业解惑者，座师乃科举时代的主考官，受朝廷之命为国抡才。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系由龚先生主持，按照传统，龚先生是“座主”，我是“门生”。 　　不过我对龚先生执弟子礼却不免有些“忝列群贤，有辱师门”。龚先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不是，或没有资格被认为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除了被“灌输”的那么一点常识以及被告知马克思的学说系认识宇宙及人类社会惟一的真理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个人体会。1990年代以后“误入歧途”，转而追求学术多元的“时尚”，在正统派学人看来，可能已沦落为思想与学术的“另类”。因为摄取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食洋不化，加之现实社会中因误读误用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物质不同，我可能有些“心物二元”的倾向，在偶尔“客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时我更看重主观心智的作用，虽承认物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却不赞成极端化的“唯物”，认为唯物主义与文化思想研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以唯物主义信仰研究属于形上层面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宗教，本身就构成了严重悖论，其基本套路只包含批判而不包含赏析，有时甚至连起码的“了解之同情”（empathy）也没有。几年前，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蔡方鹿教授和我谈到当代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宗教的学者，钦佩其学术努力和建树之余，却感慨其以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训练转而研究中国传统宗教，颇犯古人由“经学”入“小学”之忌，虽不乏成就，弊窦亦由此丛生。方鹿教授可能未意识到所言包含的逻辑关系，忽略了“小学”非宗教之属所可伦类，但我却深然其治学须循学术内在理路演进之说。对龚先生我也曾产生类似看法，认为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难免将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简单归结为“物质”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未必是恰当的选择。 　　然而随着书本及社会阅历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学界，将已成时尚的现代西方理论方法的撷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截然对立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即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的一支传入中国之后，国人一直像对待其他西学一样，在作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选择性改造，使之如同来华基督教那样入乡随俗，趋于“本色化” （Indigenization）。就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而言，虽然一段时间内有将两者搅和在一起的倾向，那个年代的政治斗争也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者未必都卷入了政治，因为按照近代学人的观念，政学分殊，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在中国学界，以我现在的认知，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无政治背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家政治极左时偶尔就政治问题作出柔性表态，也与当时特定的情势有关，有其苦衷，不必苛责，毕竟他们只是书生。在理论上，他们更多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注重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一面，强调客观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学者提倡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正好契合。在已经丧失对“修正主义”的警惕的年代，他们虽未必意识到强调“实事求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潜移默化作用，但“中国化”却在传统学术精神的作用下实实在在地展开并找到了“与时俱进”的行为学解释。可以说，在中国这样对于舶来品富于创造性改造传统的国度和当下语境中，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马克思学说以及严格受其规范的思想学术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学者为追求学术的“现代性”而作理论方法的全新探求，与龚先生那一辈学者的主义坚守并不一定构成冲突。 　　21世纪的中国学术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今天能够承认自己宗奉马列的历史学者已不多。但不应否认的是，我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生代”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受惠于龚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我们学术成长的初期，在西方学术尚被严格“屏蔽”的1970至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陆堪称真正意义的“显学”。这种被弄得自尊独大的史学压抑了其他史学流派的生长，却也把一种学术思想如何演绎到极致作了充分展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龚先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曾引来一些非议，认为他思想古板。然而在我看来，这里可能存在信仰真伪的辨别问题：真信仰与假信仰在境界上判若云泥，而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假信仰或无信仰。对有志寻求“现代性”学术发展的学者来说，姑不论信什么，能像龚先生那样一辈子坚守自己笃信的主义就令人敬佩。如果一个学者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