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丝绸史.docVIP

绍兴丝绸史 绍兴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之一。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已透出蚕织信息唐宋时代为绍兴丝绸业的鼎盛期珍品迭出产品剧增以“越罗”总其名而为朝野所重成为东南丝织业的中心。宋末至元明绍兴丝绸业受挫日渐落于杭、嘉、湖之后。进入近代以来先后有过三次较大的发展势头但最后均遭摧抑。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绍兴丝绸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重新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之一。 早在新石器晚期，绍兴地区即留下了蚕织痕迹。位于宁绍平原而紧邻绍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6700年左右的骨梭、打纬刀、陶质纺轮等大量原始纺织工具，在一件盅形雕器上雕有四条蚕形纹饰，蚕首及蚕身清晰，作蜿蜒蠕动状。 到4100多年前的夏时代，绍兴已出产和使用丝绸织物。《尚书· 禹贡》、 《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所到之处，“桑土既蚕”，“其筐织贝”，以丝织物为进贡之物。《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文中“涂山”即绍兴之会稽山。《韩非子》日：“禹会诸侯于会稽之山。”《禹穴记》日：“禹既平水土，会诸侯稽功于涂，禹崩，遂葬于会稽之阴，故山日会稽。”可见其时在古绍兴已盛行以丝绸作为诸侯执物的风气。 大约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丝绸业在绍兴民间得到极大普及。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国，退栖会稽，向谋臣询问复国之计，计倪等曰：“必先蓄积食钱布帛；”“必先省赋敛，劝农桑。”勾践遂将“劝农桑” 定为国策，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以示劝倡。同时，勾践以丝绸作为馈赠贿赂之物，广泛结交诸侯君臣，又于每年春秋两季向楚、晋、齐等国馈赠大批丝绸，以此为向吴报仇雪耻铺平道路。 统治者的刻意劝倡和大量需求，使绍兴丝绸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巨大发展。首先，外地的先进技术被吸收了过来，《说苑》载：“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其次，品种日趋丰富，除传统的币、帛、采、罗、纱等以外，还独创了“榖”, 成为后世“绉纱”的鼻祖。再次，丝绸已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织葛的村妇为了称道葛布的轻盈便自然地以丝罗衬托，歌吟道：“（葛布）弱于罗兮轻霏霏。”诸暨苎萝村，是远离都城的偏僻之地，但也留下了西施浣纱的佳话。 战国争雄，越国破灭，“劝农桑”国策随之中断，绍兴丝绸进入滞缓期。秦和汉初无甚新的发展，直到汉朝后期才又渐次前进。 东汉时，从事蚕织者较普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即自称“系会稽上虞人”, “以农桑为业”。书中多处以蚕织为譬阐述哲学观点，侧面反映出当时对蚕织技术已有较深了解。同时，丝绸买卖也已成为常见的行业，如东汉会稽士人朱隽自小丧父，其母即以贩缯彩为业，将其抚养。 三国时，绍兴蚕织技术渐趋成熟。吴末晋初会稽人杨泉在《蚕赋》中说：“温室既调……燥室是侯”；“爰求柔桑，切若细缕”等等，反映对蚕室的温度、饲蚕的用桑均掌握了规律。在他的另一篇《织机赋》中说：“取彼椅梓，祯干修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反映织机的用料和制作已极讲究。 东晋时，大批人口南迁，一方面增加了对丝绸的需求，同时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充足的劳力，会稽一带又处于南北交战的大后方，因此蚕织业有长足发展，“亦桑贸衣”是民间的普遍习俗；产品出现了华贵精致的大花纹织物，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妙，不可名状”；越地丝绸名声日起，丝绸贸易更形发达，郡治山阴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名人雅士常至山阴市场购买绸缎。 二、唐宋时代的鼎盛期 隋唐伊始，绍兴丝绸开始具有全国影响，至中唐达到鼎盛期，一直延续到宋末，历时七百余年。 隋场帝年间，越地绸缎“耀花绫”被列为贡品，以“绫纹突起，时有光彩” 而为朝野所重。 唐朝前期，绍兴地区继续努力吸收中原先进技术。唐大历二年，越地节度使薛兼训，募军中未婚士卒，令他们携币赴江北觅娶善织之女子，结果有数百人娶回，使越州丝绸“竞添花样”, “妙称江东”。 中唐贞观年间，经过越地人民的苦心经营和历史积累，绍兴丝绸大放光彩，绍兴成为全国丝绸重地和江南丝绸业的中心。 1、精品繁多，全国居冠。其时每年向朝廷必进的贡品有“宝花罗”、“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轻容”、“兰榖”、“花纱”、“吴绢”等近十种；另外又新创几十种进献，其中有“吴绫”、“吴纱”、“吴朱纱”、“花鼓纱”等等，而全国别的丝绸产地所进贡的品种一般只有一二种，多的也只有三四种。 2、产量巨大，遍及全国。唐时绍兴丝绸产品有四大去向，一是作为每年向朝廷正常进贡之物；二是应付朝廷临时性巨额征调，如公元825年唐敬宗登位，下诏征越绫千匹；三是远销全国各地，连偏僻的边陲也有它的踪影，“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成为诗人笔下的塞外风情；四是就地供民间消费。据以上四个去向估计，其时年产该在百万匹以上。 3、技艺精湛，国内称绝。不仅为宫廷所看重，而且博得社会各界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