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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生活追忆 　　“黄花塘”这个在党史、军史上颇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领导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2年冬，日军在苏北进行大扫荡，原在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黄花塘扎营，一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日胜利。 　　黄花塘一带是一片平原，村庄面积很大，没有一幢楼房，除了极少数原是地主住的砖瓦房外，全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草平房。新四军军部的首脑直属机关和主要指挥员，都分住在附近的村庄里，全都隐蔽在绿茵茵的树荫下，环境十分幽静。黄花塘距津浦铁路只有五六十里，向南过长江就是南京，交通和对外联络都十分方便，所以从敌占区到根据地来的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也常汇集在此。 　　黄花塘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印象也特别深。因为那是我在1942年到达根据地的新四军江淮大学参加革命后，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四军军卫生部。那时我23岁，朝气蓬勃，满怀革命理想。在1944年春暖花开的4月，我从淮北仁和集出发，渡过淮河，步行五六十里到达黄花塘军部报到。从此脱下便衣，穿上全新的军装，带上军帽，当上一名光荣威武的新四军战士，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愿望，心里不知道有多兴奋！ 　　军卫生部是军直属机关之一，它所属的医院、军医大学、疗养院，都在距黄花塘只有三四里的常庄、河头等几个村子。我们经常到黄花塘听报告，由军首长传达上级指示，分析战争形势。那时没有礼堂和讲台，作报告的首长都站在树荫底下的一张桌子后，我们都坐在台前的空地上，自带背包或小板凳，膝盖上放着笔记本，边听边记，十分认真，唯恐漏了一字半句。因为上级的指示和重要信息，我们有幸先知道，对此感到十分荣幸和骄傲。我在黄花塘见到过的首长和名人有：陈毅、饶漱石、谭震林、罗炳辉、曾山、赖传珠、张爱萍、潘汉年、叶飞、粟裕、汪道涵、方毅、胡立教、范长江、刘长胜、刘晓、陈同生等。 　　当时陈毅军长常在延安，饶漱石是新四军政委，主持军部日常工作，所以他给我们传达形势报告的次数最多，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深。饶政委中等身材，灰布军装，浓眉浓鬓，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带江西口音。时常戴八角红军帽，态度严肃，很有政治家风度。他的报告既概括又具体，分析透彻，简明扼要。据军部接近饶政委的同志说：政委办事非常严谨、认真，对同志们要求严格，但待人和蔼、亲切，大家对他印象很好。饶政委夫人陆璀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她担任地方工作，不穿军装，平时常住在老乡家里，和老乡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深受群众爱戴，从来不以首长夫人自居。 　　饶政委夫妇深得大家的爱戴，提起他们，仰慕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建国后不久“高饶事件”后，饶漱石的名字从此消失了。至今尚未得到复查。第一次的印象是最深最好的印象，我对饶漱石的印象也是如此。 　　当时，在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和全国的一些民主人士，常到黄花塘来，我们也常接通知去听报告。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位是潘汉年和范长江。 　　有一天上午我们去听新四军联络部副部长潘汉年的报告。他从我的家乡上海敌占区来根据地谈形势。潘汉年是重庆有名的才子潘梓年的弟弟，是个传奇式人物。我对他的报告十分感兴趣，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在台上作报告的潘汉年，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下身是一条黄军裤，一双高筒皮鞋几乎及膝。头戴一顶军帽，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与他的衣服很不相称。他的打扮很特殊，但是却显示他的身份。他说的是江苏宜兴口音，稍带上海腔的普通话。他讲的内容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浙江、香港等地神出鬼没的地下斗争。他立足上海，通过各种关系活动，为新四军筹集经费、运送弹药、做统战工作、购买药品。通过轮船、火车、汽车运送到敌后根据地。他又经常乔装成商人、教师、文化人、大老板，通过封锁线和敌人的关卡、检查站，在各种关系掩护下，进行活动，做统战工作。潘汉年讲的内容情节，既曲折又惊险。我在中学时读过一些武侠、惊险小说，但是那是虚构的，曾经使我一度入迷。现在，报告人讲的不是虚构的小说故事，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对敌斗争实情，是革命者用生命，勇敢机智去赢得的真实故事。有什么小说能比这样的革命情操更为高尚？有什么品德比这种为了理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勇事迹，更能被人颂扬呢？我是刚步入革命队伍的新兵，单纯热情。潘汉年的斗争经验对我来说，犹如海绵吸水一样，吸取了革命的营养，坚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和革命意志，为我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中，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9年建国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做陈毅市长的助手。那时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任记者，我又重新与潘汉年市长重逢。但是只有短短的一年后，他就被审查、软禁，度过了委屈的晚年。一颗明亮的星星在政治舞台上陨落了，直到他含冤逝世好多年后，才得到平反。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