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龙子凤孙”和“天枝玉叶”.docVIP

明朝的“龙子凤孙”和“天枝玉叶” 　　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说：这些人大都沉湎在富贵里，狂妄骄横，不知礼义，游手好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名义上是天枝，实际上是“弃物”——也就是废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堂堂明王朝的“龙子凤孙”“天枝玉叶”，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是发人深思的。 　　每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比较注意前朝覆亡的教训，从而采取新的措施，以确保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控制要害地方以分制海内。朱元璋对此很自得，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是最好的长久之计。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长久之计”，不但没有起到“藩屏国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孙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人数究竟有多少，史料记载不一，考史者说法也不一。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的晋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张瀚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曾说：“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几百万”是个概数，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数在8万以上。以此推论，迄明之亡，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他们的耗费，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 　　“天潢贵胃”的藩王们，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法无天、作恶多端、穷奢极欲者，更不乏其人。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恶棍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无法无天，坏事做绝。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7岁至10岁的幼男阉割一百五十多名，伤痕尚未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建文帝闻讯后，降敕切责，议发兵讨之。永乐初年，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录籍兵部，纵使劫掠。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殉任户部主事，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八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宁夏安化郡王朱鐇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宁王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使其羽翼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查出一个账本，里面记载着朱宸濠与宦官勾结的证据，仅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动不动就是几千两银子。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明王朝的腐蚀剂，危害多端。 　　当然，如果有谁认为明代宗藩的子孙是天生劣种，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他们之中有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发愤攻读、著述，终于成为杰出音乐家、文字家的朱载堉，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一些学者、忧国忧民之士。如周定王朱橚，乃朱元璋第五子，好学，能辞赋，曾作《元宫词》百章。他深感封地河南土旷人稀，地瘠民贫，便从当地丰富的野生植物中，查出荒年可以采来充饥的，共记录了414种，一一绘制成图，附上说明，编成《救荒本草》一书。除已见于过去本草中所载之外，新增入的有276种，从而发展了本草学。据朱橚的长史卞同替此书所写的序，朱橚搜集到这些野生植物后，都种在园子里，亲自观察研究，把每一种植物的可食部分记下，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李时珍、徐光启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救荒本草》是我国植物学史、农学史上闪光的篇章。问题在于，朱元璋对子孙采取了一揽子包到底的政策，赋予他们种种封建特权。地方官吏得罪藩王子孙，每遭严惩。如洪武十二年（1379），广西布政使张风、按察司副使虞泰等，仅因所谓的“公然侮慢”、“搬说是非”的过失，被朱元璋亲自下令，治以“剥皮重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