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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在路口亮一盏灯 　　1983年10月，曾金燕出生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她虽然是个年轻的80后，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却已长达10几年了。1995年她升入初中，作为班长，常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步行一个小时去一家敬老院，每人都认了一位爷爷或奶奶，陪老人们散步、聊天、晒太阳或者帮忙打扫卫生。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不可能做太多事情，但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寂寞的老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周末，盼望孩子们到来。 　　对于老人的兴奋，曾金燕一开始有些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盼望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孩。长大后才知道，对于生活在孤独无助中的人来说，外来任何一丁儿点的帮助与探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自己一个善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快乐。这种成就感激励着他们坚持下来，将周末去敬老院变成了班级的传统。 　　曾金燕第一次进入这家敬老院的时候只有5岁，堂姑在这里工作将她一起带了过来。无事可做的老人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吃饭，小金燕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到了晚上，年幼的她因为不习惯离开父母而哭闹，老人们没有责怪她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是都聚过来，探问孩子怎么了，看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这成了后来金燕来这里做志愿服务的潜在原因。 　　曾金燕人生中与人为善的教育最早来自父亲。 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身上具有很多朴素而优秀的品质，就像一盏彻夜不灭的灯一样，潜移默化之中给了金燕许多影响。 　　高中毕业后，曾金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刚进大学没几天，她就加入了北京市高校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大学分会并成为健康部负责人。从事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放寒假时她又回到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老人拉着金燕的手，询问她的情况，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连她十几年前为什么哭都记得。离家半年了，尽管自己什么也没有为老人们做，但他们还是这样惦念着她、关心着她，金燕心里暖融融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原来，在路口亮一盏灯，不单是爱与善意的付出，所有的善举都是双向的，在照亮了别人的同时也温暖着自己。 　　因为我的痛，更懂得你的痛 　　曾金燕之所以会对志愿服务有这样的投入，如此倾心助人，也许还“得益”于从小与病痛为伴的经历。 　　曾金燕的身体多灾多病，小时候不知道心肌炎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只是记得稍微累一点，心就好像要跳到喉咙眼里。她只记得自己当时好无助：“我很清楚需要帮助是什么感觉，多么需要有人在我身边，关心我、爱护我。” 　　病痛成了金燕成长的伙伴和催化剂，小小年纪就看透了生死，也许因为一直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活着，她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她所要做的只是珍惜当下。 　　在大学里，曾金燕参与红十字会和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活动，涉及生殖健康、性爱、同性恋和艾滋病。 　　入学不久，曾金燕接触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他们是一群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他们把这位刚上大一的小女孩当作救星，向这位少不更事的小姑娘讲述压抑心头已久的怨恨与绝望。他们是那么需要人帮助，这让曾金燕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她想尽可能为这个群体多做点什么，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上。 　　她了解的越多，越是感到触目惊心，尽管艾滋病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安南曾经警告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如果你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非洲！”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压制误导，艾滋病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少数前辈艰难地做着破冰的工作，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 　　大二寒假，曾金燕决定去河南，她要亲身去一趟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金燕鼓动了两位钟情话剧创作的师兄同行，期望将有关艾滋病现状的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带进校园。行前，她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作为准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她还带领两位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接触三十多名艾滋病人进行“心理预热”。 　　他们在一名染病的村民志愿者带领下偷偷摸摸潜进村庄，“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了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通地跪在我们面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如此微薄的力量，能帮上他们什么忙呢？又怎能接受处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