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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摘 要】 本文阐述了中产阶级的内涵，分析了我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困境，提出了应对策略。要发展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改革制度，突破制度瓶颈；坚持文化引领，为中产阶级发展提供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保障，解决中产阶级的后顾之忧。让中产阶级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关键词】 中产阶级；发展困境；应对策略；中国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民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其发展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目前，我国已进入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推进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一、中产阶级的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成为统治阶级，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1]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政体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卡尔·马克思较早地关注到了中产阶级的出现，“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一个站在他们中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2]在我国，陆学艺先生第一次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后，中产阶级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考虑到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比较大，中产阶级是指在经济和消费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层，有一定的技能去获取稳定的收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闲暇过舒适的生活，具备相应的公民素质和意识，有一定的生活品位和消费能力，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从目前社会分层来看，主要包括民营、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部分国家公务员，部分专家、学者，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部分“海归”等。 　　二、中产阶级的发展困境 　　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因素的阻碍，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究竟是能否成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这确实值得我们去反省和深思。 　　首先，制度安排问题。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吹响时，一部分人走向富裕，也有另一部分人滑向社会的边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开。二次分配中，财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依然没有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三次分配规模小，富人没有承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普通民众的自愿性捐赠还不足。此外，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等事件都频频反映了慈善事业出现了信任危机。 　　其次，阶层固化，阶层定型化问题。现在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还是教育和机会在商界、政界、学界三大领域的运作。目前，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公，依然让教育成为了一种“软暴力”，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教育权利的享有中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近年来，“官二代”、“富二代”、备受人们关注，引发了人们的仇富、仇官心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社会上也确实存在着少数的“二代”们承蒙父辈们的恩泽，垄断了社会的优质资源，使普通人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大为减少。 　　再次，中产阶级认同危机。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与中产阶级的崛起相比，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出现了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现象。一方面一部分中产阶级沦为孩奴、车奴、房奴，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存在困惑，出现了“中产阶级伪幸福”。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中产阶级都会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比上不足”的社会心理普遍地存在，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自我认同。除了自我认同外，还包括社会认同。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缺少自己的话语权。“如果中产阶级在扩张中，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或者阶级意识不能被上层建筑所整合，其以亚文化方式蔓延，则所导致的反弹会日趋激化。这时，政治动荡就会生成。”[3] 　　最后，中产阶级自身发展中的行为与价值异化问题。在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有不少人是通过权力寻租获得巨额财富而成为“暴富阶层”，贪污腐败见官有份，中国自古以来的“官文化”与“人情文化”使得这个腐败圈更加扩大。中产阶级的思想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除了腐败之外，还有道德蜕化与社会冷漠的问题。从“小悦悦”事件到陕西局长车祸现场傻笑，这些事件都频频折射出中产阶级的道德缺失。 　　三、求解我国中产阶级发展难题的应对策略 　　中产阶级发展的困境，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求解我国中产阶级发展难题，必须针对以上原因，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采取相应的政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发展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 　　学者周晓虹认为，对于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与压力也是他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