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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律师与法官在我国小额诉讼中和谐关系的构建 　　[摘要]实践中律师代理行为的不当，在激化当事人对抗情绪的同时，也与法官产生了不和谐的关系，影响了小额诉讼程序低成本、高效率价值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纠纷。文章采用法律分析、法理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积极探索如何构建小额诉讼程序中律师与法官和谐关系，从而为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和普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律师代理；法官；和谐关系 　　一、律师代理小额诉讼与法官产生不和谐关系的分析 　　（一）律师代理小额诉讼的分析 　　根据北京某区法院的调研结果显示，自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代理案件的业务量呈现增长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各地法院对于新法中代理制度新规定的实施持谨慎态度，对公民代理资格的审查认真严格，公民代理的应诉手续除授权委托书外准备起来比以往更为繁琐，如配偶须结婚证，子女须出示户籍关系证明等。可一些当事人对于新规定的还未全面了解，因此准备起来与律师代理只需提供出庭函和律师证相比在时间和精力上处于劣势。加上律师专业诉讼能力和技巧的优势并为当事人提供从应诉到宣判的全过程服务，不少当事人更多趋向于律师代理。律师代理小额诉讼案件的主要情形：（1）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是非自然人，律师是该企业长期固定的法律顾问或代理人；（2）当事人因为隐私或路途不便等其他特殊原因必须请律师代为参加小额诉讼；（3）当事人本人不便出庭的，律师与当事人具有亲朋好友关系等特殊关系，多以帮忙为由代理小额诉讼；（4）当事人不论何种诉讼程序，权益大小均聘请律师诉讼，相信只有律师才能促进自身权益的有效维护；（5）一审终审的结果引发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裁判结果和救济途径的重视，信任律师可以减少败诉的可能；（6）当事人受传统“厌讼”观念的影响，不愿到法院处理纠纷而委托律师代理。 　　（二）小额诉讼中律师与法官不和谐关系产生原因分析 　　律师的经济成本因素与不当代理行为与法官职权的冲突正是小额诉讼程序中产生不和谐关系的根本原因。首先《民事诉讼法》只对小额诉讼做了一般特征性规定。对于案件适用类型、程序启动、程序转换等均未做细致具体的规定。故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法官与律师由于职业定位不同，存在考虑角度不同的问题。律师对于法官在小额诉讼程序中运用相关程序权利事项（举证期限的约定、开庭时间的确认、答辩状的提交等）时，往往基于对法官程序控制职权滥用的质疑而产生争执，影响小额诉讼程序的工作效率。 　　小额诉讼案件是民事权益轻微（标的额较小），案件争议不大，案情简单清楚的案件。在诉讼业务大幅增长的情形下，律师往往对小额诉讼案件不愿付出大量的精力，故以种种理由不配合法官工作，造成案件审理延迟和案件无法及时履行。例如：律师在小额诉讼中总以业务繁忙、路途遥远或者在外地办案为由要求法官书记员邮寄送达起诉书、开庭传票和裁判文书。而邮寄送达容易受到邮寄情况或天气等客观因素影响而耗去一定的时间成本，从而引发对方当事人对送达时间和地点的质疑。 　　律师为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而故意通过诉讼技巧来制造一些不稳定因素或拖延诉讼审理期限，造成小额诉讼程序的不当转化，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利受损。“很多律师基于个人利益、工作性质与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在法院调解中起消极的作用。”双方当事人会因此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使调解难以达成合意。由此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的同时也加重了法官的工作成本。 　　基于上述分析，一些学者提出小额诉讼当事人应当亲自诉讼，而严格限制律师参与小额诉讼程序。这样做可以避免因律师激化当事人之间对抗情绪和律师与法官不和谐关系产生不利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开展。但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是否限制律师参与小额诉讼程序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限制与疏导：律师代理小额诉讼的选择 　　（一）限制律师代理小额诉讼的动因 　　法治国家的程序保障兼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追求达成慎重而正确裁判的程序保障和追求迅速而经济地裁判的程序保障。而我国的小额诉讼当事人往往需要能做出迅速经济裁判的程序保障。但律师成本与不当代理行为的产生却与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显得格格不入。首先律师的不当代理行为增加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对抗性。实践中有的律师利用诉讼规则技巧唆使当事人，使当事人之间形成对立情绪和“你死我活”的好诉心理，不利于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小额诉讼程序是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解贯穿始终”为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低成本“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律师代理无疑增加了法官对能否实现这一良好效果的担忧。其次在现实社会中，律师费用已经成为了阻碍当事人实效性接近司法救济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额诉讼程序价值功能的发挥。 　　律师代理还与运作小额诉讼程序的基础法理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