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研大千，挚情释敦煌.docVIP

用心研大千，挚情释敦煌 　　1989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1991年，该书修订出版。两版印行计15000册。在较为边缘化的石刻艺术研究的著书中，这个印数算是拉风的了。这是第一本研究四川安岳石刻艺术的专著，故被出版社认定“填补了一个空白”。鉴于该著与其研究的客体安岳石刻艺术属于“初公开”，石刻艺术界不乏普遍关注。自然，作为泛石刻艺术的研究，笔者应邀参加了94’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庆典活动，并提交《试论构成四川安岳石刻的主要环境》论文。 　　然而，当翻阅《一九九四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论文提要》时，我真的惊诧了，茫然了，感到悲哀袭来，因为所录140篇论文提要中（我的文章排序第26位），竟不见张大千与敦煌半个字。更有甚者，来自北京和甘肃省的领导在敦煌建院50周年的讲话中，亦只字未提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见《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95年4月出版》），让人感到张大千遭薏苡明珠之谤，让人感到世俗误解张大千、所执“破坏敦煌壁画”的偏颇，让人感到这次研讨会和庆典活动遗忘了张大千，而且遗忘得竟那么彻底。 　　其实，关于所谓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说，早有澄清。1944年，沈尹默先生写诗“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为之辩诬（载《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8年9月，窦景椿、常书鸿先生在《西北日报》为之发表辩诬声明；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结论；1981年3月，石湍先生（即刘忠贵先生，笔者朋友，曾合作文章）在《旅游天府》杂志为之发表辩诬文章（让时在台湾的张大千感动不已）；1991年9月，李永翘先生在《世界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台湾的苏莹辉先生亦曾在台湾《中央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然而，这次学术研讨会和庆典活动如此“礼遇”张大千，实在是无公平可言，与张大千“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的谦谦君子襟怀形成天地反差。当时，虽然我对张大千与敦煌的认知不乏局限，但至少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张大千对敦煌倾心至多，用力最大，推广最早，成效颇显，应该是敦煌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亦应当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不可忽略的课题。至于敦煌研究院的建院，张大千堪称主要推手。这些，张大千在《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结尾处有表述：“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为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这里，张大千所言的“为文评赞”，自然是指1944年1月和5月，他分别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国民通讯社、《新民报》等媒体的系统宣传，以及后来在上海、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展览的宣传。尤其是成都1944年5月由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撰文者多为重量级学者，如陈寅恪、刘开渠、吴作人、林思进、冯汉骥、蒙文通、谢无量、沈尹默等，甚至有政要兼学者的张群。（该展览在成都进行时，观众达12000多人，可谓震撼。）其评价如潮，竟达到“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高度，刘开渠并以此为文章标题。 　　时间依然定格在1994年。这年的12月，四川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特展》，不仅发文通知，而且出版特展专刊。笔者应邀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与座谈会，虽感展览策划的精心和展览的不乏影响，但以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研究平平，研究成果平平，实在是无法与50年前即1944年同样是在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相提并论。 　　可喜的是，2009年5月四川省博物院新馆正式开馆，设有张大千艺术专馆，将所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常态展示。该专馆构成了该院的亮点和特点，亦成为全国博物馆系统的唯一，无疑功德无量。但作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和出研究成果，包括对两岸已出版的研究成果的展示，仍感不尽人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收藏有数十幅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品。囿于种种原因，其研究及其成果此不作表述。） 　　张大千面壁敦煌不仅有“媲美玄奘”之誉，更有“具体将敦煌举世无匹的艺术，有系统介绍于世者，首推张大千”之论。其至伟贡献，不仅在于为敦煌壁窟编号，临摹壁画，举办展览，出版画册，演讲传播，还在于他对敦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其出版著述有：《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原名《敦煌石室记》）、《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张大千自序，门人罗新之、刘君礼先生辑录）；其发表文章有：《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自序》《莫高窟记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序》《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序言》《谈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