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的广东会馆（三）.docVIP

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的广东会馆（三） 　　在北京盛行的广东音乐 　　北京素来有喜好广东音乐的民间组织，其实这种组织最初也是经广东会馆传播开的。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君盘、刘树楠为翔千学堂和实践女子学校筹款，在天乐园（大众剧场）举行义演，2月14日晚，上演的节目中就有广东音乐以及管弦合奏、箫笛合奏、喇叭单奏等。 　　扬琴也是经过广东会馆的举子们传来，最初叫“洋琴”，后改称“扬琴”。这种乐器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爱，早年在口语上还叫“蝴蝶琴”、“打琴”。后来被广泛地用在北方曲艺中，不但在梅花大鼓中使用，还能独奏。民国年间翟青山使用扬琴主奏，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曲种“单琴大鼓”，后经关学曾继承改称“北京琴书”。扬琴已经是北京俗曲演唱中的主奏乐器，却少有人知道它是经广东会馆传来的。 　　民国后的广东音乐在北京更是盛行，多是居住在广东会馆的学生带到学校中。后来的汇文、崇实、育英等中学也都有广东音乐社团，中国大学还有独立的音乐艺术团。参加这一时期的演奏者多数已经是地道的北京人参与了，现年90多岁的满族老画家穆家麒就是当年汇文中学的乐手。广东音乐在北京发展至今，却成为几乎没有几个广东籍的群体，这种艺术在北京可谓是南花北移。因广东省是孙中山先生的家乡，所以民国以来把广东音乐称为“国乐”。现在喜好广东音乐的民间组织在北京还有一两家，至于在公园演奏的爱好者就更多了。 　　北京松风国乐社成立于1944年9月，由当时北大学生杨雨金、冯葆富、王贻炬等发起创办，还有社员崔文治、罗廉、臧尔忠、倪宝恕、罗作新、李淳、裴新生、席福盛、白祥麟、邓振瀛、翟峻岑、蓝宝年、孙宝正、刘实、邝宇忠、雷庆文、吴川、周璞、白子洁、马殿驺等。该社每周六晚和周日下午及晚上活动，在王贻炬的父亲家里。 　　这个乐社有近10年的活动经历，是北京民间的公益性组织，为社会上义务培养了不少民乐人才，其中一些成员步入了专业音乐团体及音乐院校。松风国乐社如同北京推广广东民间音乐的一所学校，他们还不断研究印制学习资料，曾经编印了《粤乐彙粹》、《丝竹乐曲集》等4册。李凌著的《广东小曲》曾引用《粤乐彙粹》部分素材，广东音乐家甘尚时与天津音乐学院赵砚臣，以及余其伟所著的一些有关广东音乐书籍中，都对“松风”资料做了引用。松风广东音乐社经过近10年的积累，乐曲达数百首之多；还曾在北平电台、胜利电台、华声电台、联合电台等直播演奏节目。 　　解放后，松风国乐社以吹打乐《闻胜起舞》、《拿天鹅》，以及合奏《翠湖春晓》等曲目，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演出，由北京师范大学杨大钧教授指导排练。新华电台当即为这几段乐曲录音，播送后，听众反响强烈，因为这个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传播覆盖面很广。后来电台还吸收了乐社的王贻炬为文艺科成员，自1949年8月1日起正式录制批量节目，以“北京业余国乐研究社”的名字取代原来的“松风”。从此这个乐社的演奏水平日益提高，还录制了广东音乐《秋水龙吟》，以及丝竹乐合奏《万年欢》等唱片出版发行。“松风”于1954年夏停止活动，但原来录制的广东音乐以及丝竹音乐仍不时继续播放。 　　1984年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松风”国乐建社40周年座谈会，后来在北京的一些“松风”老社员们又开始恢复了活动，还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怡情雅趣》、《长寿天地》等栏目中，展示过他们的演奏。 　　现在北京还有喜好广东音乐的民间丝竹社团，多半是经原来松风老人们传承。广东音乐能在北京有民间爱好组织与岭南音乐文化分不开，但最重要的是有“松风”这个民间乐社薪火相传。 　　广东传来的昆弋锣鼓“广家伙” 　　北京的广东会馆目前只存中山会馆戏台，原来南横街粤东新馆、韩家潭广东会馆等处也都有固定戏台，其他会馆一般可以临时搭台演出，所以当年在会馆演戏是常见的事。广东省自明代就传入昆腔和弋阳腔，后来结合当地语音风格逐渐演变成如今广东地方戏特色。 　　弋阳腔传入北京应是明代中期，曾经与昆腔合流逐渐形成北京弋腔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高腔”、“京腔”以及“京高腔”等名称。它只用锣鼓击节，众人帮腔的形式演唱，没有丝竹相伴。虽说弋腔出自江西，但锣鼓却来自广东，弋腔很可能不是直接来自江西，或许是经杭州、广东传到北京，所以就与会馆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北京戏曲界便称高腔锣鼓为“广家伙”。 　　目前多数剧种的打击乐器多以金、木为主体，总体上按照五行分类，故将打击乐称之为“武乐”。“金”是指铜制的锣、钹类，“木”是指以鼓师手中的指挥乐器檀板和鼓楗子。戏曲的重要打击乐器——单皮，亦称板鼓；是以木做胎外包猪革加白铜钉制成，当属木金合成。通常以板鼓指挥其他锣鼓为演唱打击节奏，虽然中国各类剧种丰富，但在使用打击乐方面是共同的。 　　“广家伙”是高腔戏的节奏支柱，它在配合身段、上下出场时，都要按照不同行当的人物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