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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体在我国危机报道中的伦理失范行为 　　【摘 要】在公共危机报道中，媒体往往为了盲目追求市场影响力，而出现置媒体的社会责任于不顾的伦理失范行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介的伦理失范行为表现在媒体扮演的三种角色之上，他们分别是危机旁观者、危机审判者和危机制造者。这些行为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最终会使媒体失去经济利益。 　　【关键词】媒体；危机报道；伦理；失范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面深入的介入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巨大变革。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一方面媒体作为市场主体角色希望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一方面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希望能够满足更多的公众利益。这样一来，媒体在公众利益与市场利益两个价值体系之间徘徊，往往造成盲目追求市场影响力，而置媒体的社会责任于不顾的伦理失范行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介的伦理失范行为表现在媒体扮演的三种角色之上，他们分别是危机旁观者、危机审判者和危机制造者。 　　一、金钱贿赂下的危机旁观者 　　著名学者陈力丹教授曾把传媒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归结为14种，其中之一就是受贿无闻，即在一些恶性事故或其他不利于既得利益者的较大事件中，为了封住记者的嘴而收买采访记者使其默不作声。 　　2000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矿业的发展，我国的矿难史几乎伴随着矿主的贿赂历史。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包括新华社4名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收到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的现金和金元宝之后，对事故隐瞒不报；2005 年的河南汝州矿难，闻风而至的有100 多家媒体的480 名记者，领走了20 万元封口费；2007年12月河北蔚县发生矿难，约40批记者前往蔚县“采访”李家洼矿难，蔚县方面打发记者的花费两三百万； 2008年9月20日，位于山西洪洞县的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责任事故，死亡矿工一人。 9月25日晚该矿负责人为隐瞒事实真相而向“媒体记者”及相关人员集体发放“封口费”。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涉案金额31.93万元；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矿难中记者收取贿赂后封口已经成为常态。《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韩文披露当今许多煤矿在每一吨煤的成本中都计入了20到30元的记者“小费”。 　　随着媒体间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公共危机中有偿不闻的表现方式越来越隐蔽。除了传统的贿赂记者本人，危机责任人还通过投放广告和订报费用的方式直接贿赂媒体。例如2008年，三鹿集团发现因奶粉中三聚氰氨超标造成大量婴幼儿患病后，为了让媒体失声，其传媒部开始加大品牌广告投放和宣传软文，以此期待封住媒体的口。并且通过在百度上投放300万元的广告，获得百度的所谓保护，屏蔽和删除有关三鹿的负面新闻。 　　二、眼球效应推动下的危机审判者 　　我国媒介企业属性的确立，使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生存下去的压力。面对利润的诱惑，媒体以超越媒体判定范畴的论断来吸引受众眼球，越俎代庖，提前下判定，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出现了大量的“媒介审判”的现象。魏永征在其主编的《新闻传播学教程》中将“媒介审判”定义为“一种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具有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者败诉等结论的特征。” 　　在我国司法制度还不完善的现实语境下，“媒介审判”现象是一把双韧剑。一方面，媒体的参与对涉及司法的危机事件的处理产生了一些正面的效果，能够一定程度上监督司法裁决是否得当，是否符合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媒介审判”现象中，舆论焦点集中于司法体制的内核层面。作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司法体制，是政府乃至社会得以公平、公正地运行的基本保障。对于这种基础的质疑，无疑会对政府的形象及其权威产生强烈的冲击力。 　　三、利润诱惑下的危机制造者 　　为了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一些媒体不经查实便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轻易地转载、引用相关新闻信息，忽略对事实的求证和原因的解释，或者对一些原本不确定的信息进行过多渲染，结果制造出危机。例如“圣元奶粉激素事件”中媒体就扮演了危机制造者的角色。2010年8 月2 日，人民日报社下的健康类专业报纸《健康时报》报道武汉有三名女婴被怀疑是因为吃了某一品牌的奶粉而导致性早熟。但是在这一报道中媒体没有直接指出奶粉的片牌。报道刊登后的三天，有媒体跟进了该事件，并且指出江西、山东、广东等省发现了相似的病例，但仍然没具体指出奶粉的具体品牌。而实际上早在《健康时报》报道该事件之前，事件最早的发生地――武汉的本地媒体就报道了该事件，并且媒体要求武汉和湖北省当地质检部门对奶粉进行检验。在这之前，由于没有质检报告来佐证婴儿性早熟与奶粉之间的必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