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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童道德教育 刘晓东 一、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冲突 现代教育观念是以现代儿童观的建立为前提的。现代儿童观最根本的观念是：儿童不是小大人，儿童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童年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他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具有不同于其它阶段的生活，有其所处年龄阶段相应的世界；儿童要完成他所处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试图让儿童滞留于某一阶段或试图跨越某一阶段都是错误的。然而，传统的儿童观是瞧不起儿童的，因而传统的道德教育便是理直气壮地对儿童进行道德灌输，把成人世界的道德观念传输给儿童。 但在那些伟大学者眼里，儿童不再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他们是思想者和哲学家；在道德领域，儿童则是小小的道德哲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可谓20世纪儿童道德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也把儿童当作哲学家，并把这一观念作为其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儿童或青少年是天生的哲学家，因此喜欢哲学上富有挑战性且较高明的问题和叙述……此一假定即是激起在教室中采用假设的道德两难困境进行教学，以及在多次教师研习会中，研习认知发展论道德教育的原动力。”[1]3科尔伯格在道德教育方面主张对话讨论的形式，试图帮助儿童生成自己的道德认识。这种道德教育主张就是建立在儿童就是哲学家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的。道德灌输的德育方法与科尔伯格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其实就是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冲突。 二、道德教育的底线：避免破坏儿童的生活 在某些国人看来，中国“开化最早”，“文明第一”，是“礼仪之邦”，所以应当早早地进行道德“教育”（其实是“灌输”），以便让中国保持道德文明的优势，把西方远远落在我们后面。然而，也有中国人――古人和今人都有――反对早早地对儿童进行道德灌输。 宋代《五灯会元》卷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禅师，收养了一名儿童，老禅师从不教他礼仪规矩。一天有个行脚僧来寺中寄宿，发现这孩子竟然不懂逢迎寒暄迎送进退，于是在老禅师不在的时候，将礼仪规矩传给这孩子。老禅师回家后，发现了问题：这孩子怎么突然生出那么多繁琐的礼节。老禅师一问方知是位云游的和尚好为人师，于是非常生气，对那位行脚僧下了逐客令：“我收养这个童子已经两三年了，怪可爱的，谁让你教坏他？赶快收拾东西走吧！”当时正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这位云游的和尚只好灰溜溜地消失在风雨中了。[2]338由此看来，这位老禅师是十分喜爱童心的人，他认为那些体现宗法等级名分的礼仪规矩全是障蔽“童心”的，把这一套传给儿童，只能教孩子学坏。 去今不远的丰子恺也有类似的主张。丰子恺反对过早对儿童进行所谓种种规矩的灌输：“小孩子长大起来，涉世渐深，现实渐渐暴露，儿时所见的美丽的世界渐渐破产，这是可悲哀的事。”“此后的生活，便是挣扎到死。”“世间教育儿童的人，父母、先生，切不可斥儿童的痴呆，切不可盼望儿童的像大人，切不可把儿童大人化，宁可保留、培养他们的一点痴呆，直到成人以后。”“这痴呆就是童心。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 “一般的父母、先生，总之，是以教孩子做大人为唯一的教育方针的，这便是大错。我尝见有一个先生对七八岁的小孩子讲礼貌、起立、鞠躬、脱帽、缓步、低声、恭敬、谦虚……这些都是从小摧残他的童心。”[2]200丰子恺认为，礼貌等等原非恶事，然而“在人的广泛伟大的生命上看来，是最末梢的小事而已”，“孩提的时候教他，专心于这种末梢的小事，便是从小压倒他，叫他望下，叫他走小路。这是何等的教育？”[3]255可见，丰子恺也是出于爱惜儿童、尊崇童心、珍爱童年的生活，而反对把成人看重的所谓“道德”、“规矩”灌输给儿童的。 周作人晚年回顾早年的儿童文学活动和论述的主要事项时，又强调了他早期提出的儿童观思想。他概括出的两点是：第一，“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第二，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他还特别强调：“我这样的说，仿佛是什么新发现似的，其实是‘古已有之’的话，在一千几百年前印度的《大智度论》里已经说过类似的话。”这些话是：“……众生所著皆是虚诳无实。譬如人有一子，喜在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著，人有夺者，瞋惠啼哭，其父知己，此子今虽爱著，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周作人赞曰：“印度哲人真是了不起，‘小大自休’一语有多少斤两，说明儿童的特质……”[4]400这“小大自休”就是周作人所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正因为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并“放胆供给”（周作人格外强调要“放胆供给”）儿童的世界所急需的精神食粮。 说到周作人的“放胆供给”，便让我想到了一个外国人，他就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罗素是反战的，但他曾容忍自己年幼的儿子玩蓝胡子杀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