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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荫先生和他的土司制度研究 　　龚荫先生是学术巨著《中国土司制度史》的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在1958年，龚荫先生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就读时，就对江应梁教授编写的《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一书十分感兴趣。他当时就认为：该书对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作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和研究，共收集了三百余家土司；不过只收录了明代土官土司，记录他们的姓氏、职衔、授职时间、司职地域等四项，而对土官土司的族属、传袭世次等重要问题未做考证。鉴于此，龚先生在1959年毕业后，借从事民族史、历代民族政策的教学之便搜集了大量土司制度资料，并开始了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工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时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求索就是53个春秋。 　　中国土司制度，就是封建王朝任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小首领世袭官职的制度，在时间上从元代到民国，延续了六七百年的时间。秦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设置“道”，这可以视作土司制度的滥觞。汉室对边疆少数民族部落设置“属国”。三国时期蜀国对南中少数民族首领施行“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后汉书·百官志五》），这便开创了“任用”的先河。南北朝宋、齐以少数民族首领为“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的太守、县令。唐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羁縻府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地理志》）。到了宋代，将羁縻府州县改为“羁縻府州洞”（《宋史·地理志》），任命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坐知府、知州、知洞的位子。元代明确规定“参用土人”（《元史·百官志七》），官有流、土之分，文职设置土总管府、土州、土县，武职设置土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职。明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立土官土司与羁縻卫所等，记有三千多家两万余人，还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抚恤等法规，对衔品、隶属、信物作了明确的规章，完善朝贡纳赋制，颁行征调使用土兵办法，使土司制度完善。清初在明代的基础上增设了土弁土屯等小土司。但由于土司们自身的膨胀、骄淫，朝廷遂在康熙、雍正特别是在雍正年间对土司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先后改流的土司计有数百家之多。此后土司势力逐渐削弱，到了民国年间以流官代土官，在土司地区设置“设置局”，大中土司已被流官或军官所代替，小的土司消亡殆尽或名存实亡。1956年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土司制度不复存在。总之，中国的土司制度滥觞于秦汉，中经魏蜀吴三国与东晋南北朝，雏形于唐宋，完成于元朝，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残存于民国，消失于新中国。 　　土司制度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龚荫先生认识到，考察土司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揭示其历史地位和总结得失利弊，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史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制定现实的民族政策也有深厚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史料可谓历史研究的生命线，对历史资料整理、研究是一项艰辛的基础性工作。《元史》《明史》《清史稿》和三代实录及相关地方志自然是研究土司制度的最基本的史料，但仅从这些有限的史料来研究土司制度，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正史中的内容不乏记录缺失或失实之处，所以对推行土司制度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搜集有关土司的家谱、方志和民间口头传说，再来订正、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势在必行。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为后来龚荫先生研究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础。1959年，龚先生在完成《中国西南边疆政治史》讲稿后，遍查省级以上的史、志、杂书，走访甄别，将明清两代记有云南土司的所有史籍搜寻无余；对约计五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研究，增补了清代内容，于1985年完成了《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从而弥补了《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的不足。该书共记录了587家土司的传袭世次等，还就土司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封建王朝建立土司制度的目的、改土归流以及土司制度的评价等问题提出不少新的见解，由此荣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当时该书获得资料费200元。虽然如此，龚先生还是带有遗憾：一是587家中有一百余家土司传袭世次不完整，有的仅有职衔和姓名，有的甚至缺失了一代乃至数代；二是民间个人记述和口头传说是难得的“三亲”资料，其中不乏有信史，只可惜采集到的这部分资料太少，难以佐证和检验；三是封建王朝授予的印信、号纸、冠服和其它赏赐品仅有16件，太少了！遗憾是留下了，求索的精神和留下的资料反倒促使他向更深的领域进发。 　　研究云南土司的人必读《明史·云南土司传》，但该书遗漏甚多，各土司机构建立和设置的时间于志书记载多不一致，至关紧要的传袭世次大多记载不清，仅记载了一些大土司的事迹或突发事件，且有的记载不详和失实。为了弥补这些严重缺失，龚先生在完成《明清云南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