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和内廷之争的关系辨析.docVIP

牛李黨爭和內廷之爭的關系辨析 2014-05-12 10:20:14 《寧波師專學報》 何燦浩 　　外朝黨爭與內廷之爭其間存在著某種關系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唐代牛李黨爭發生在宦官專橫這樣的背景之下。問題在於這兩者究竟是什麽樣的關系。陳寅恪先生在解釋牛李黨爭的時間性的時候，曾對此作過這樣的闡述：他認為“外朝士大夫朋黨之動態即內廷閹寺黨派的反影，內廷閹寺為主動，外朝士大夫為被動”。憲宗朝，宦官開始分為兩派，所以外朝黨爭初見端倪，宣宗以後，“閹寺起族類之自覺，其間不發生甚劇之黨爭，而能團結以對外”牛李黨爭“遂亦不得不歸於消歇也”（註：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本文擬就此問題作一粗略的考索。 一 　　要弄清牛李黨爭和內廷之爭間的關系，不能不首先分析朝官與宦官的關系，或者說朝官對宦官的態度。 　　從不少史料看，即使是朝官中某一黨派集團的內部對宦官的態度也不盡一致。在這點上牛黨尤為明顯。他們對宦官的態度大抵可分三種：其一是黨人與宦官中某些人關系較為密切。如李宗閔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入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孺並列顯秩，排擠政敵李德裕出鎮義成。楊嗣復則執政於文宗開成年間，為援引李宗閔而“托宦人諷帝”（註：《新唐書》卷174李宗閔傳）。他與李玨同宦官薛季稜、劉弘逸有某種親近關系，曾一起面受文宗遺命，武宗即位後又同遭或誅或貶的厄運。 　　態度之二是：雖然不與宦官勢力同流合汙，但也不敢直攖其鋒，公然抗爭。這以牛僧孺為典型。敬宗時，宦官王守澄專權用事，與李逢言之黨勢傾朝野。史稱“嬖幸用事、”“政出近倖”（註：《新唐書》卷174牛僧孺傳），牛僧孺“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這固有避禍自安的意味，卻也表明他不與宦官勢力附結屈從的態度。牛僧孺曾三領大鎮，對監軍“接以禮貌，不至交歡”（註：《文苑英華》卷888牛公神道碑），則反映他不取悅宦官的堂正之風。宋申錫謀除宦官事泄被貶，牛僧孺在文宗“意稍解”之時，“入侍密啟”（註：《文苑英華》卷888牛公神道碑），為宋辨白，自然也隱然表露其不茍同於權閹的政治立場。但牛僧孺對宦官的態度基本上又是妥協的，這在文宗問其何道致治，他竟對以當時“亦足為治”，若“更求太平，非臣所及”（註：《新唐書》卷174牛僧孺傳）之時表現得最為明顯。 　　態度之三則是：某些黨人對宦官咨橫進行程度不同的抗爭。如令狐楚在李訓除宦事僨，宦官咨肆索捕朝臣，誣言宰相王涯等謀反之際，公然“敘王涯反事浮汛”，遂使“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註：《通鑒》卷245太和九年十一月條）。李固言則在宦官王守澄等制造宋申錫冤獄後，“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復按”（註：《通鑒》卷244太和五年三月條）。高元裕（註：《新唐書》卷177高元裕傳雲：“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及宗閔得罪，元裕坐出餞，貶闐州刺史”，故或可視高元裕為牛黨。）目睹敬宗朝“宦豎咨放，大臣不得進見”的情狀，以“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註：《新唐書》卷177高元裕傳）數語直諫於敬宗，可謂切中時弊，矛頭也是直指宦官。 　　由此可見，同一黨派內部對宦官態度其實並不一致，籠統地斷言朝官某黨與宦官某派相結同史實不相符合。因此，就不能說“士大夫黨派作閹寺黨派的附屬品”（註：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因為事實上朝官與宦官之間並沒有都構成主從附屬關系。 　　這從牛李二黨對宦官中的專權者其實都不附結中也可得到佐證。 　　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間任相僅僅一年有余，其時間之短促當與他不依傍權閹有關。史載：“王守澄、李仲言、鄭註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註：《通鑒》卷245太和八年九月條），李德裕尋即罷相。武宗嗣位，李德裕再度任相的第三天（註：《通鑒》卷246開成五年九月條載：（開成五年九月）“丁醜，以德裕為門下待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按，庚辰與丁醜相隔僅三日。），即建言武宗“常令政事皆出中書”（註：《通鑒》卷246開成五年九月條），並強調此“誠治本也”。君臣無間，“一委輔相”的結果必然是“政無他門”（註：《新唐書》卷180李德裕傳）。因此，李德裕關於加強相權的主張至少在客觀上有排抑宦官的作用。另外，為取得討回鶻、澤潞之役的勝利，李德裕又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要”（註：《通鑒》卷248會昌四年八月條），這就觸動了宦官在地方的監軍網。會昌年間，李德裕因受武宗信重，復遭仇士良忌惡，會昌二年四月，仇士良制造所謂宰相議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事件，雙方險些啟釁。 　　鄭覃是李黨又一中堅，他在“甘露之變”後也曾對宦官咨暴作過某些抵制。“嘉李石剛直之議，詛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註：《唐史論斷》卷下鄭覃言開成政事），可謂確評。李紳則在敬宗朝備受知樞密王守澄與李逢吉的排擠、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