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文化意义.docVIP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构建和谐语言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7年12月8日，天津 《汉语拼音方案》的文化意义 王开扬 历史将永远铭记1958年2月11日这一天——在这个历史标杆性的日子，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的诞生，是中国有史以来在语文工具方面与象形字创制、隶变、汉字简化并列的第四件大事；甚至，她的意义超过了隶变、汉字简化，是和象形字创制并列的两件大事。因为，象形字的创制使中国人有了把“说－听”系统变为“写－读”系统的文字工具，汉语书面语由此产生，隶变和汉字简化不过是这个文字工具内部的演化，而《汉语拼音方案》则是在汉字工具以外，为中国人增添了另一套高效率的现代化读写工具。把《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者比喻为现代新“仓颉”，丝毫不为过分。 《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以来，阐述这个方案的科学性的论著汗牛充栋，而揭示其在文化上划时代意义的论述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补充工作。 本文所论述的实际对象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制订的三个拉丁字母表音方案：“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而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代表。 一、吸收外国文化的典范 中国自古形成厚古薄今的、保守的、不愿意变革的文化传统。孔子一心想的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赞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已”，到晚年，竟然衰老得连周公也梦不见了。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朝野一致的反对。孟子以为“用夏变夷”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用夷变夏”则万万不可。唐朝的“变文”表明白话文几近成熟，可是韩愈发起的是古文运动，他批评汉魏六朝散文语言形式过分追求绮丽是对的，但是提倡回复到司马迁、班固时代的古文，而不向当时的活口语——我们今天称之为“古白话”——引导，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使中国的书面语变革推迟了一千二百年！他的《论佛骨疏》抵制佛教，并不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宗教迷信，而是害怕释加牟尼在人们的心目中代替了中国固有的“先王之道”。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自鸣钟、地球仪等“现代”科技物体，他为了迎合士大夫们“天朝上国”、“中心之国”的心理，特地把地球仪的第一条子午线画在中国。稍后的清朝初年的钦天监监正（“皇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排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说“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1842年完成了50卷本57万字的《海国图志》，次年出版，他希望国人彻底改变“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说明“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海国图志》受到腐朽守旧者的强烈声讨，被斥为大逆不道，先行者魏源在青灯影壁前孤独、寂寥地死去。1851年，日本海关官员在长崎的一艘中国商船上检查时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两部随即被官方征用，另一部则被关心国事与世界形势的学者买去。《海国图志》令日本人大开眼界，如获至宝，不断翻印，对促使日本人警醒和促成1868年的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心栽花花不发，墙里开花墙外香，乃至于甲午战争“蕞尔小国”战胜了“泱泱大国”，历史带给中国人的是挂着眼泪的苦涩的笑。直到张之洞才确立“西学为用”，但他以“中学为体”为前提，为根本。义和团迷信神坛、扶乩，相信“刀枪不入”，盲目排外，被称为“义和团情结”。20世纪初的章太炎终于痛苦地承认中国物质文明的落后，但是他愤然抗争——“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精神文明还是咱中国占先——似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不相干！五四前后，顽固的士大夫们心理扭曲到“美比他们不过，与他们比丑”，辜鸿鸣陶醉在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抽大烟、娶小老婆的“四大国粹”中。面对中国盲目自大、排外保守的沉疴积习，鲁迅鲜明地主张“拿来主义”，他告诉国人，吃了牛羊肉自己绝不会变成牛羊。“沉睡”两千多年的“雄狮”（拿破仑语）出现少许“清醒”。 周有光先生说：“物质商品易受喜爱，精神商品难于理解。”（《中国语文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那是后来，在起初阶段并不是这样。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地球仪，就被中国士大夫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1825年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启用，全长约27公里。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的一条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清统治者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把它拆掉。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商在上海修建的淞沪铁路（从吴淞到上海）于同年7月建成通车，全长15公里，经营了一年多，后被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赎回后拆掉了，李鸿章为争得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