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法》与语文现代化.docVIP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五次学术会议 2002年10月 河南 开封 2002年11月15日修改定稿 《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五辑（语文出版社，2003年10月）发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王开扬 马庆株 ○、缘起 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从此拉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序幕。100多年来，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周有光先生曾经把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内容和成就精辟地概括为四个方面：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表音字母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四化”除了“语言共同化”以外，其他“三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争议。有一批“新派语言学家”以一本“中文核心期刊”为阵地，做尽了“文体文言化、文字繁难化、表音汉字化”的文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时间，中国的语文生活是现代化还是古代化，是前进还是后退，成为一个严峻的历史性课题。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均先生领导着《语文建设》为保卫语文现代化的成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幸运的是，2000年10月31日，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文法》）颁布了。这部法律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语文界的论争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甚至也可以说，它是那一场语文大讨论呼唤出来的产物。它的诞生，使100多年来众多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语文现代化的成果地位得以巩固，使5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语文工作基本政策上升到了法律的地位，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否决了某些人把语文生活拉向倒退的企图，排除了执行语文政策过程中的种种阻力，对于推进语文现代化，并且以语文现代化的成果支持国家的整个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痛定思痛”，现在，是讨论《语文法》和语文现代化关系的时候了。 一、关于“文字简便化” 繁简字是从汉字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的。甲骨文、金文存在大量的异体字，记录一个词的字有的多达十几个、几十个形体；这么多的形体不可能繁简度同等，必然有的字“笔画”多些，有的字“笔画”少些，这样就构成了繁简字的关系。 由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不是艺术品（至少，其工具性是本质的，艺术性是附属的），因此，只要能体现词义，“写意”就够了，用不着“工笔”；又由于口语和思维的速度远远高于文字书写的速度，文字必须尽最大可能追逐口语和思维的速度——这两方面就决定了文字必然向着简化的方向发展。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大篆是对甲骨文、金文的简化，小篆是对大篆的简化，隶书是对小篆的简化，楷书是对隶书的简化。这种简化既体现在笔势上，也体现在结构上。当然也有少量字向繁化发展，但这些属于“个例”，不代表本质和主流。 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由于印刷、交通、通讯等物质条件的限制，由于没有科学的语言文字学理论指导，汉字简化带有浓厚的自发性质和个人性质，汉字简化局面混乱，简化字以“手头字”的身份在民间自然流传。直到晚清，才有学者来自觉地、认真地研究简化字；到前国民政府时，才在学者的推动下，由政府来颁布简化字，但不久即“流产”，成了一次失败的政府行为；直到建国后，才由政府积极主动地领导汉字简化，终于有了一次成功的政府行为，于是有了上一世纪50至60年代的《简化字总表》，以及半个世纪推行的成绩。这是一件让“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引自周恩来的《报告》）的大好事。 但是，从上一世纪80年代，简化字的推行受到港澳台文化的强烈冲击，更有一批“学者”从理论上推波助澜，他们通过《汉字文化》杂志散布了大量否定简化字及其推行的言论。《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合刊第12页：“简化汉字把图书馆繁体字藏书变成废纸，把汉字使用范围压缩到大陆以内，把识字教育的年限增加了三年。”1990年第1期第59页：“我们的台湾省用的汉字并没有简化，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不高于台湾省呢？汉字简化好，好在什么地方？”最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就是“识繁写简”的口号。什么是“识繁写简”呢，倡导者说：“西方的字母文字有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区别，A和a毫无相似之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繁体字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呢？”（《汉字文化》1989.1－2.5）“汉字也可以实行‘双轨制’”，“可以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就加入识认繁体字的内容”（《汉字文化》1990.1.61转57），很明显，根据这段界说，“识繁写简”的本质就是“印繁写简”，把简化字的应用范围缩小到“手写”之内。毫无疑问，这个口号一旦变成政府行为，将导致汉字发展史的大倒退，汉字政策的大倒退，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这种开倒车的口号理所当然地受到语言文字学界的广泛批评。 《汉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