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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乐体的审美价值 ——兼议前人评价陶谢优劣之失据 韩国良 摘 要：由于受魏晋玄学影响，魏晋乃至宋初的文艺创作明显存在着“淡化‘末有’以显示本体”和“凸出‘末有’以显示本体”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陶渊明和谢灵运即是这两条道路的重要代表。陶诗与谢诗之间只有差异，没有优劣，因为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传统诗风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晋唐新诗风的开拓者，把这两个走着不同的道路，处于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诗人，硬拉在一起比较优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键词：陶渊明；谢灵运；魏晋玄学；优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关于陶谢优劣的争论是个老话题，可以说几乎每当我们谈到他们的创作成就时，都要将二者做个比较。本来在我们单独探讨谢诗的艺术特征时，一般也能给以积极的评价，但一和陶诗加以比较，就会立即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实事求是地讲，陶谢之间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本不同的。由于受魏晋玄学影响，魏晋乃至宋初(下文简称“魏宋”)的文艺创作明显存在着“淡化‘末有’以显示本体”和“凸出‘末有’以显示本体”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前一条路子就是对传统古朴文风的发挥，只不过在玄学中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而后一条路子则主要是魏晋玄学影响下的产物，以追求精工巧丽为主要趋尚，如果不考虑它的哲学意蕴的话，它在前代虽也有表现，但所提供的借鉴毕竟是很有限的。与以古朴见长的陶渊明不同，由于谢灵运所走的几乎完全是一条新路，所以他的成熟程度没有陶氏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严格地说，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看，若仅就语言形式来说，康乐体的贡献甚至比渊明还要大，至少说在康乐体的方向，仍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开拓空间。唐诗宋词只能在谢灵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果沿着陶渊明的路子走，后代中国诗歌的繁荣局面恐怕很难出现。一个是将传统诗风发挥到了极致，一个则是晋唐新风的重要开拓者，把这两个完全不同路子的诗人硬拉在一起作优劣比较，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值得反思的。 一、魏晋玄学的“本末”、“自然”论及其在审美形式上的表现 在魏晋玄学中虽然艺术形式乃属“有”与“末”的范畴，但它与“无”与“本”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魏宋审美理论中，一种艺术形式所以让人感到美，并不取决于它自身，它必须对它所要展示的本体，或者说要彰显的对象做到毫无遮蔽的没有丝毫尘染的呈现，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说它是美的，说它是合乎自然之理的。因此要对魏宋人追求的形式美有一透彻把握，我们仍要从魏晋玄学所探讨的“本无”与“末有”的关系说起。 （一）魏晋玄学的“本末论”思想 魏晋玄学流派众多，不过除了裴頠外，他们都是以道为本而以物为末，以无为本而以有为末，以无形为本而以有形为末的，可以说以“本末”之说来概括魏晋玄学的基本思路是非常恰切的。由于总是以“有无”、“本末”的理论审视世界，这就使魏晋玄学家常常把大千世界的一切都置于一定的本末关系中，也使他们的思维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本末”论的套子。不过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他们所遵循的又是两条路子，即“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息末”是为了返本，返本又是为了“举末”，所以看似两条路子，而实际上这两条路子却又是密切相联系的。 众所周知，在魏晋玄学中对“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论述的最为详细的应属王弼。一方面他鉴于当时人对“末”的追逐，而积极倡导“崇本息末”，如其《老子指略》云：“《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并进而警告人们：“舍本而攻末，虽极圣智，愈致斯灾”[1](P198)，“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而另一方面他又再三指出“息末”的目的仍是为了“举末”，譬如他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说：“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而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1](P95)。可以说对于“息末”与“举末”的关系讲的是非常辩证的。王弼之后玄佛各家尽管都未再对“息末”与“举末”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展开，而实际上他们基本上都仍是按照这一思路来阐述“有”、“无”关系的。竹林玄学、郭象玄学自不必说，即如东晋佛教，它所竭力张扬的种种方便法门，实际上和王弼等把儒法观念、礼仪制度等都当作“末有”的思路，在思想模式上也是完全一致的。 （二）魏晋玄学的“自然论”思想 魏晋玄学之所以要探讨“崇”、“息”、“举”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探讨如何才能使“末有”成为“本体”的真实显现。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在魏晋玄佛学家那里，特别是在玄学家那里“崇本息末”并不是要使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