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docVIP

论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章亚昕 摘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新诗的历史规定性决定了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发展方向。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使新诗成为创新的艺术;新文学运动的美学精神,使新诗成为求实的艺术。这种具有时代性的约束机制,导致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理性引导感性,内容决定形式,富于崇高感。?关键词:新诗;历史规定性;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创新求实;崇高感?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031-04?不同的艺术回应不同的时代,新诗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同步展开,体现了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正是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推动了新诗运动,也造就了新诗,并且直接影响着新诗的审美特征和发展方向。其中关键在于,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诗歌文体转换的历史契机。首先是新文化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成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必要手段;其次是新诗作为新兴文体被社会认可,表明了文化转型成为共识。于是,旧诗这种流行数千年的文体,被新诗这种不成熟的文体所取代。产生新诗运动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物化成果。新文化的曙光从此以诗意形式笼罩东方,而它首先是来自海外,然后通过文化整合表现为时代对艺术发展形态的牵引功能与雕塑作用。? 一?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思想解放不仅构成了新诗运动的文化背景,还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转捩点。所以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首先就表现为创新的自觉性。创新,意味着主动地创造历史;而创造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所面临的唯一抉择。?美学家朱光潜在他的《诗论》中讨论“诗是什么”之前,首先从容地探索“诗是怎样起来的”,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选择。因为“想明白一件事物的本质,最好先研究它的起源;犹如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好先知道他的祖先和环境。诗也是如此”[1]。以这个思路观察新诗,就可以发现新诗的成长轨迹:从留学生诗歌,到校园诗歌,再到都市诗歌;然后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乡土,从而完成了从国际化到本土化的整个文化传播链条。?避免弱肉强食的救亡时代,让国际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留学生则为文化革命的先锋。早期鲁迅和郭沫若的艺术观念,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由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文化思潮进一步趋向欧化,而当时日本流行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等观念和妇女解放的思想,不仅在日本文坛日益深入人心,还可能影响到留学的中国青年。尤其是崇尚民主主义的白桦派文学崛起和“近代诗”的文坛时尚,对新诗运动很有可能产生潜在的影响[2]。从日本的近代诗到中国的现代诗,其发展演化只有一步之遥。? 新文化运动把古今对峙的文化观念,转化为老少对立的时代对话:从“新青年”到“少年中国”,都代表了这样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还直接影响了新诗的文体发展趋势,王珂曾经指出:“受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新诗一直处在作诗规则及诗体的‘破’大于‘立’的改革动荡中,不讲究诗的固定形体的‘自由诗’受到极端的重视,‘自由诗’和‘格律诗’还常常被视为‘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好’与‘坏’的标志。”[3]?诗歌艺术的新生,还伴随了跨文化环境的迁徙体验。对于留学生,迁徙体验是直接的;对于大时代的公众,迁徙体验是间接的——面对焕然一新的文化环境,他们会发现自己进入了新的时代,即处在新的时间与空间里。叶维廉指出:“认同危机的产生,用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来说明。一个人因为一场战争而离乡别井到了异国,他离开了曾经给他统一性、和谐性的文化中心,而落脚在新异——但对他来说并不能成为统一和谐的——事物的中央,引起了文化的冲击,突然之间他对本土的文化、语言、事物感到强烈起来,对于时间的递变、空间的阻隔变得极端的敏感,反映在生活小节上的,是到处找中国的事物,甚至是以前他认为庸俗的事物,现在都亲切起来,他有不少的时间,心理上是存在在过去里的。但另一方面,他不可以生活在过去,他要融入新的文化里才可以生存挥发,要真正的融入,他要放弃过去的负担,最好让过去死去,而他又不甘愿完全放弃这个曾经给他丰富意义的文化(他的根),而且异国的新文化对他来说是支离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如果拼命融入,他还可以保留多少原有文化的根呢。”[4]新的外部世界,带来新的心理活动;适应新的环境,又催生新的体验。因此新诗是创新的艺术,而且新诗运动的过程又体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探索模式:通过心境的发现和世界观的探索实现个性的成长,以此推动审美时空视野面向海外的拓展,从而影响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追求,新诗属于华夏民族自我美育的系统工程。 审美意识的古今之别,就这样扭转了以律诗模式为核心的旧诗体系。律诗最能代表传统的诗歌艺术,律诗以纵横交错的对仗语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