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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前期川峡地区杂税的征收情况 摘要：宋朝普遍存在积贫问题，征收杂税也是为了缓和这个问题。早在北宋时期，官府赋税收入中商税、专卖税、杂税等非农业税就跃居主要地位。南宋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受到战争的影响，使得这一现象得以延续下来，而四川地区赋税的征收情况是与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四川地区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区，为了应对前线战事、当地的财政问题和朝廷开支的需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问题，而农业税在农业技术没有得到发展，农民收入没有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增加是不可取的，容易引发民变；所以转而增加对非农业税的征收，是一个必然趋势。南宋前期川峡地区征收的杂税主要有四种，主要包括称提钱、经总制钱、契税、免行钱。 关键词：南宋 杂税 称提钱 南宋前期川峡地区赋税的征收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通过从一些细小而不显眼的杂税入手，以达到解决其财政困境的目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从这些细微的杂税入手，积少成多，增收的税额数目也是相当可观的。 称提钱 即每界交子一般都有一个发行限额，并具有本金准备。是南宋时候为了稳定币值和物价而征收的一个附加税。绍兴十四年，郑刚中改四川宣抚副使之际，“始命益、梓、利三路茶、盐、酒课以及租佃官田应输钱引者，每千钱别输三十钱为铸钱本钱，于是三路每岁共得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中的二十四万七千缗为铸本，又得其赢余十八万缗，以助军食之用”。郑刚中通过输纳称提钱来解决一部分军食，同时还利用称提钱做铸钱的本钱。绍兴十四年，四川始取称提钱四十余万缗以备军。绍兴十五年七月戊申， 郑刚中为四川宣抚副使，建议：“复置利州绍兴监，岁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之弊……后增铸至十五万缗，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岁用盐官钱七万缗，三路称提钱二十四万缗为本，率费钱二 千而去千钱云”。绍兴十八年五月乙丑，诏：“岁以成都、潼川府、利州路称提钱十万缗对减四路激犒钱三分之一”。 经总制钱 即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总制钱都是在南宋时增加和创立的，南宋的苛捐杂税以经、总制钱最为著名，主要是一些杂税的合称。 经制钱首创于北宋宣和末年，当时方腊起义正在高潮时期，东南军旅之费告急，宋徽宗任命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请求淮、浙、江、湖、福建等七路，在卖酒、鬻糟、商税、牙税、契税、头子钱、楼店钱等七色税种既定税额的基础上，每贯增收二十文以充经制之用。这种税收，以官名定税名，属于地方附加的性质。靖康初废除。到建炎二年冬，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能如期而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上书请恢复经制钱，“于是先取钞旁定帖钱，命提刑司掌之。三年冬，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牙税钱、官给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命东南八路提刑司收之赴行在。绍兴十七年二月，又增头子钱十三文充经制”。经制钱是不独立征收的，而是在若干税种之上略征收的附加税，然后归而为一。此税虽然不直接课于百姓，而是以商贾作为征收的主体，但是商贾势必会将这些负担用各种方法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实质上仍是对百姓的盘剥，只是手段没有那么直观。所以此法在北宋行之不久，就因为病民而废除。宋氏南渡之后，迫于经费的需要，又恢复了此税，而且税率屡屡增加，成为普通民众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总制钱是仿照经制钱而成的。绍兴初，孟富文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专察内外官司隐漏遗欠，又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首增头子钱为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经制窠名，七文充总制窠名，六文提、转两司，二文公使支用。既又请收耆、户长雇钱、抵当四分息钱、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常平司七分钱、人户合零就整二税钱、免役一分宽剩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常平司五分头子钱，并令诸州通判、诸路提刑催充总制。乾道元年十月，又增头子钱每贯十三文充总制。是时，户部岁入视其出，缺七百万缗，故有增头子钱及官户不减半役钱之令，盖补经费也”。 四川经总制钱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为了筹措军费而在原有各种旧税中附带加赠的少许税钱，归为的一个科目。南宋初年“四川经总制钱共收五百四十余万缗，其一百三十一万缗赡军，一百三十四万缗应副湖广总领所，二百六十九万缗上供，六万余缗诸郡支用，其后累有减免”。“元丰年间开川秦茶场，园户既输二税，又输土产税。隆安县园户二税、土产兼输之外，又要催理茶课估钱，在建炎二年立为定额。六年，诏四川产茶处岁输经总制头子钱五千四十道有奇，同时又科租钱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绍兴十四年二月戊戌，“初令四川都转运司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余缗，市轻齎并细绢四万七千余匹，绵四千五万余匹。赴鄂州总领司桩管”。绍兴十六年十二月戊戌，郑刚中说：“以四川总制钱五十万缗备边费”。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庚戌，下诏：“拨四川经总制并田晟钱粮八十四万缗，应付四川增招军兵岁计，其中成都路二十万缗，潼川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