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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分红程序 关于分红的程序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政府以所有者（股东）的身份，采取“一对一”谈判的方式，通过国有股东代表确定每一家企业的分红比例，这样既不会破坏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又能照顾到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第二种观点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政府统一确定分红比例，这样可以避免高额的谈判成本及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应该说，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是都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 目前，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约为11.6万户，其中由国资委监管的157家企业集团集合了1.4万户。在此情况下，“一对一”的谈判，哪怕是只针对国资委监管的集团公司（总部）这一层面的谈判，其时间和人力成本之高，都是难以想象的，更别提其中可能造成的权力寻租问题。 但是，若采取以一纸公文“一刀切”的简单化处理办法，一是容易引发各方（特别是外国政府、机构及境外投资者）对政府凌驾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之上的质疑，二是很难体现政府对不同行业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三是必然导致不同盈利水平的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例如，石油石化、冶金、烟草等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都在20％以上，而农林牧渔、建材等行业该指标仅在3％左右，不分行业差别适用同一分红比例，显然不是很合适的。 因此，制定合理的分红程序，必须兼顾国家宏观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维护微观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两方面的需要。我们认为，采取下列方式可能是比较妥当的选择： 首先，遵循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的原则，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别履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管理职能。 其次，各级政府出台正式的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办法，统一明确本级政府及其部门、机构所直接监管的企业（一般为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总公司或总部，以下统称“集团公司”）的上缴利润比例，具体比例可以根据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规划和当地国有企业的实际，区分不同行业、资产规模或盈利水平等分档设置。 第三，政府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通过集团公司的经理办公会或者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内部治理结构，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保证企业按规定比例向国家分配利润。同时，集团公司通过子公司的经理办公会或者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内部治理结构，决定所属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保证自己向国家分配利润的资金来源，依此逐级类推。 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按照事先确定的分红比例要求企业分配利润，减少谈判带来的行政成本，同时保证利润分配的透明度。此外，政府依法通过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行使所有者（股东）权利，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按照“同股同权”享受分红，维护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转。因直接向国家分配利润的是集团公司，由他们根据集团的总体发展战略，确定所属企业的分红水平，间接地提高了集团的控制力和资本优化配置效率。 分多少比例？ 国有企业应向国家分配多高比例的利润？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澄清一种误解，即把国有企业过去十多年没有向国家分配利润，与国有企业不向国有股东分红划上等号，进而认为国家恢复国有企业分红将全面削弱国有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 根据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作为过渡措施，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同时提出要“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之后，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对1994年起新设的国有企业作出了上缴税后利润、按股分红、按资分利的规定。 但在实际工作中，因1994年起新设企业，绝大多数由1993年以前注册的老国有企业出资或改制而来，仍享受税后利润不上交的政策，该办法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从而形成了目前集团公司不向国家上交利润的格局。但是，在这十多年间，集团公司一直在以国有股东的身份，参与其所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境内外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获取了大量红利。因此，国家恢复向国有企业收取税后利润，涉及的主体是集团公司，对绝大部分企业现有的利润分配格局影响不大。 分红比例的确定，是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的核心问题。这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鉴于上市公司的行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我们认为政府在确定分红比例时，可以参照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平均水平（虽然股票股利会增加国有资本总量，但只有现金分红才能构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采取现金分红的户数稳步增加，分红水平逐步提高。从已公布2006年利润分配方案的上市公司看，现金股利占净利润的比例约为40％，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约为50％。当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有派发现金股利的能力或必要，且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也有着很大差异。 第二，由于历史原因，中央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