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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税赋制度的变迁研究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MG1002019 李乾佑 西方经济 摘要：法唐朝税制先后有两种，一是租庸调制，一是两税，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转变的，这两种税制都促进了唐经济的发展，而租庸调到两税法也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 关键词：租庸调制 两税法 均田制 引言 唐朝的税赋制度共先后共实行了两种，前期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但是随着土地的兼并，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不能再实施，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正式颁布实施。对于从租庸调制到到两税法的变迁，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解释（王劲迄，2008），在对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分析时，都是用经济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先列出初始约束条件，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得制度均衡解。将一些经济史的问题内生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去研究，从而用全新的视角加以审视和诠释，揭示出均田制下的土地产权实质上是一种低效的残缺产权， 随着人口、战争等外生变量的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出现了制度危机，此时必须引入新的两税法赋税制度，才能使制度结构重新恢复稳定均衡。还有一种观点是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解释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朱红琼，2008），认为唐中叶以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是，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衡各自的收益成本后做出的选择。本文通过对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各自特点的分析，并结合唐朝当时的外部环境（其他制度、人口等）来说明问什么唐中前期实施租庸调制而在中后期实施两税法。 租庸调制 唐朝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均田制从北魏开始实施，唐代均田制相对北魏时期有了一些变化，明确取消了奴婢、妇人及耕牛受田，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内容更为详备。综合武德七年（624）令、开元七年（719）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等记载，均田制主要内容为：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唐代均田制虽然是北魏以来均田制的继续，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特别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以及唐代国家占有土地的减少，和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产生了不少特点：第一，土地占有的等级规定，更加层次分明，多种多样。以民户而论，年龄、职业、家庭、身份、健康状况和区域（宽乡、狭乡）之别，都成为占有不同数量上地的根据。同样，官吏受田，单就永业田一项，就有二十个等级。因而，唐朝实行的均田制，是一种以贵族为主体的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虽然这种等级的土地所有制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却是“明其经界，定其等威”的表现。根据这些规定，封建主有“优复蠲免”的特权。从唐朝初年那种“贵贱有章”，“车服田宅，莫敢潜逾”的封建等级秩序看，唐政府对于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是竭力维护的。第二，均田令规定“易田则倍给“所反映的二辅制、三圃制等耕地分区耕作法；工商户受田的规定，以及租赋征收粟、稻、绢、布、丝、麻等生产物的事实，说明了唐代前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仍比较低下，农业与工商业尚未完全分离独立，社会分工还未扩大。显然这种田制在唐初得以延续，是与生产力不甚发展，商品经济还比较微弱的状况相适应的。第三，“杂户”受田同于百姓，“官户”半给，奴婢、部曲和一般妇女不予授田。这种情况，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杂户”身份有所提高，待遇同于百姓。大量奴婢、部曲获得解放，数量日益减少，已无授田必要。官僚地主通过“均田”普遍获得大量土地，如前代通过奴婢或牛受田的办法，也无必要。第四，均田令中规定“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原则，既对拯救贫乏、缓和矛盾有一定作用以能维持唐朝的财政收入，防止农民逃亡，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第五，唐朝初期，唐令规定不允许买卖永业田或口分田。在唐高宗时才允许买卖永业田或口分田，导致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均田制制度上的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