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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三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语境下的转型与新变 高文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方针指引下，古代文论研究发生了一系列转型与新变。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主要表现为从寻求“民族特色”向建设“中国特色”的转变，九十年代中期至世纪末主要表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新世纪以来主要表现为从“正名”走向多元。 关键词：改革开放 古代文论 转型 新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古代文论研究伴随着文化建设的春风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1979年3月第一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古代文论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阐释和方法扩展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欲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所取得成就一一道来，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本文选取从宏观视角，对三十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语境下的转型与新变作一粗略描述。 一、从“民族特色”到“中国特色” 在古代文论研究踏入新的历史阶段伊始，学术界首先关注的是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问题，这一倾向我们可以从古代文论学会的最初几届年会讨论的话题明显看出。如在第一届研讨会上，学术界便确定为建立民族化的文艺理论需要认真研究古代文论，从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因此，在此后的二至四届年会上，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问题遂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所谓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主要是相较外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而言。在学术年会上学者们指出，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文学的发展道路是很不相同的，因此，从各自文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自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自我性、表现性、写意性和经验性四个方面；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在于它是杂文学理论，与西方差别很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在形态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以诗论诗，寓体系于漫话，熔记事与议论于一炉，以及史传、札记、序跋、评点等形态，这些都显示出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 对文艺民族特色的讨论，其实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文艺理论界的关注。不论是三十年代柯仲平的《谈中国气派》，还是四十年代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抑或五十年代应杰、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遗产》、六十年代《文艺报》组织的“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讨论会，都引发了对文艺理论“民族特色”问题的广泛讨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关注，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后文化建设的回归正轨，同时，又是新时期文化建设发展的新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成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在这一背景下，对“民族特色”的探讨便自然成为文化建设关注的一个焦点。1980年荒煤在为祝贺《文艺理论研究》创刊而发表的《为建立和发展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奋斗》一文中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悠久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传统“有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还需要进行科学的整理、研究、继承、发扬，这对于发展我国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想主义文艺理论，有重要意义”。1983年文化部长贺敬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加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一文则进一步指出：“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民族化，我们要做许多工作，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化问题。……在进行这次工作的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彻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以求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有助于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民族形式，并且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有助于克服和抵制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这几点我认为是应该明确的。”显然，新时期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探讨，是与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这一联系，随着新时期文化建设思想的不断发展，在八十年代中期，古代文论研究开始逐步由强调“民族特色”向强调“中国特色”转变。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年的探索与总结，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其后的“十三大”（1987）与“十四大”（1992）上，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探索与概括。这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文论研究也开始由关注“民族特色”转向关注“中国特色”。 早在1982年10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