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docVIP

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 ●赵明奇　韩秋红 “都”是在国家机构产生以后出现的。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护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有一定的布局。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从周初在洛阳营建成周的城郭以后，中国都城的基本结构就已基本定型。从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在古代中国，“都”更是作为“天子所宫，宗庙所在”，凸显的是国家政权中枢的政治性意义；既然“都”是天子、宗庙所在，则“城”（军事防御系统）和“市”（统治者及其治下人们进行日常生活和贸易的地理空间）当然也随之产生。故人们往往以“都城”“都市”并称。笔者以为，“都”之特征有：１．从功能上看，“都”首先应具有全国性或统治上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的政治决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功能；同时还是经济调控中心、文化辐射中心。这点，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２．从作用上看，“都”应具有首位性特征。其乃一国、一域之中心，全国社会之缩影。３．都城形制的传承性。形制是都城核心区的平面布局模式，我国古代城市平面具有规整方正的基本特征，在形制上强调方正、对称。所以，判断一地是否可称之为“都”，必须要视考察对象之本质、特征是否与“都”之本质、特征相契合。本文正是以此理念为指导，来对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的地位进行历史考察和论证。本文所述历史淮安的都市地属，即今之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清浦区、清河区和淮阴区。 运河之都的核心功能：漕政 何为漕运？《史记·平准书第八》中有唐司马贞之“索隐”作以解释：水运曰漕也。人们很早就重视水运，因为它经济而且省力。但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走向，人们为了打破这种自然局限而汇通南北，所以又开凿了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贯通南北的运河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后来俨然成为古代中国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亦由此催生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淮安就是受益者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淮安凭其“地利”，最终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地位，成为了维系运河流域全局的关键。 淮安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泗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被誉为“漂浮在水面上的土地”，其似乎天生就是为运河而生。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迹可寻的第一条运河——公元前４８６年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其入淮处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城区）。但是，淮安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期的淮安更多地是凸显了军事要地的作用。如吴王开邗沟至末口而人淮，是为了找一条“通粮道”以伐齐；魏文帝开山阳池，是为了伐吴；隋开皇七年（５８７）开山阳渎，是准备伐陈；隋炀帝凿通千里运河（山阳渎亦是其中一部分），是为了游幸江南和征高丽；后周显德五年（９５８）开老鹳河水，也是因为伐南唐而受阻于北神堰（末口）不得渡。 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使得开通的大运河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漕运量开始猛增。淮安的主要城市功能亦由此开始慢慢转变为漕运要津。 这种变化在隋大运河开通之初就显现出来。杜佑《通典·州郡典·河南府》载：“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因淮安是运河干线上的重要一环，为了搞好淮安的转运衔接工作，隋就在其地设立了漕运专署。 唐代的水运，西起长安，由漕渠华阴入渭水，由渭水而入黄河，至河阴（河南荥阳）入汴水即通济渠，经汴州（开封）入淮河；最后由淮阴经山阳渎至扬州入长江口。唐初，京师所需，主要仰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为藩镇割据，唐遂把漕运转向东南，顺着山阳渎、汴河源源西进，这条运道成了晚唐的命脉，所谓“三江五湖，陈陈红粒，雪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唐末期，因“江淮转运路绝”，唐政权也随之灭亡。 北宋因定都于东京（开封），更使得漕运为国家经济部门之首。原因正如宣徽北院使张方平在其《论汴河疏》所言：今之京师，乃“天下四卫八达之地者也……大体利漕运而瞻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依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根本。”北宋时期，汴河为漕运骨干之首，而淮南运河又为汴河之首。太宗雍熙年间（９８４～９８７）：“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除此外，“时加检修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设斗门水　，工时之费，在所不计。”太宗至道年间，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粜，在真州（仪征）、扬州、楚州（淮安）、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　流入汴，以达京师。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６００万石至８００万石，而每年在楚、泗二州损失的过往船只即多达１７０艘左右。宋室南渡后，依《绍兴和议》，因与金以淮水中流为界，淮阴、楚州间的运河成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