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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生态资源在少数民族村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通过增权理论的内涵和实践分析，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探讨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于民族村寨生态扶贫开发之中，促进村寨民众在个体、人际、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以期更好地实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 　　【关键词】增权理论；民族村寨；生态文化资源；扶贫开发 　　【作 者】 伊漪，宁德师范学院畲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益长，宁德师范学院畲族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福建宁德，352100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3 - 0161- 005 　　一、引 言 　　少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因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方面的独特性、稀缺性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日益引起相关论者的重视。从国内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生态文化资源对民族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开发条件、存在问题及其发展对策等进行研究，目标大都停留在“经济扶贫”式的外因探讨、开发模式和对策措施等方面，而极少关注村寨民众个体意识的发展、民族文化振作、自我效能的提升等“扶志”方面的理论探究。而在民族生态文化资源扶贫开发过程的角色参与中，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民族村寨大部分群众来说，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资源与能力双重缺乏”状态，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再分配，“走增权的途径”[1 ] ，才能破解扶贫的关键。文章借用增权理论，通过“中国扶贫第一村”闽东赤溪村扶贫工作的实证研究，为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如何提高效能提供理论借鉴。 　　二、增权的内涵及应用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由所罗门（Solomo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现在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一般来说，“增权”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也被称为权能激发、赋权、充权、增能等。它可以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社区等介入层面，由群体意识的发展、自责的减少、个人对改变负有责任的假设、自我效能的提升等过程构成。[2 ] 增权的假设前提是，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或失权的地位可通过努力加以改变。所以，引导个人、家庭、社区通过自觉行为改变自身的弱势处境，提升自我的权能，才能使社会权力结构更趋公正。 　　增权蕴含三个层次：（1）个体层面的增权，即个体实现控制自我的生存能力及对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2）人际层面的增权，即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意味着权益的增加需建立在多方的共同参与下，才能最终达到生存发展状况的真正改善；（3）政治层面的增权，即增权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以争取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 　　在西方，增权理论也被用于农村服务与管理过程中。如今，民族乡村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民众的“失权”和“无权”现象已十分普遍，为提高现阶段扶贫工作的效能，将增权理论运用于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实践，必将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案例实证 　　（一）案例点概况 　　福建省宁德市（俗称闽东）所辖9县（市、区）均为老区重点县，也是全国畲族最大聚居地，畲族人口19.2万，占全国畲族人口26.6%，占全省51.7%。由于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等诸多原因，直至现在，闽东仍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现有国家级贫困县4个，省级贫困县6个，分别占全省的50%和26.1%，贫困程度位列全省乃至华东地区之最。 　　“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是闽东福鼎市?溪镇下辖的一个畲族行政村，位于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太姥山西南麓，辖14个自然村，408户1806人，其中畲族村民802人。由于1984年6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封反映赤溪下山溪畲族自然村贫困状况的来信和《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赤溪村由此被冠以“中国扶贫第一村”称号。2011年，赤溪村被确定为省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重点村；2012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村；2014年被确定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省级“点线面”综合整治村、福鼎市新农村建设重点村等。随着一系列政策机遇的叠加，该村主打“生态牌”，以生态资源开发扶贫为主要模式，生态资源开发力度逐年加大，生态农业和生态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