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中国电影往事.docVIP

夏衍与中国电影往事 　　“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文艺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 “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1956年岁末，上海《文汇报》发起了一场关于国产电影品质的大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一直横亘在中国电影界。 　　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资本与IP齐飞，中国电影业似乎已经踏上了资本化、网络化、工业化的康庄大道，电影节的主题口气不小――“票房即将超美国，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但李安一登场，不疾不徐，轻言细语就撕开了堂皇的幔子，国产电影始终不能避开好片子太少的难堪。 　　李安提醒电影人，在涌动的热钱面前保持创作者宝贵的真挚，不跟风不抢钱，诚恳寻找打动人心的表达。 　　有意思的是，夏衍在1959年所讲的这番话居然恰到好处地呼应了李安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凭热情，而缺乏冷静地去思考问题，偏于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做法，每每容易产生后遗症。” 　　夏衍自1930年代便介入本土电影生产，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从30年代的上海电影到19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的革命电影，再到1980年代勃兴的新时期电影，他以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多重身份参与到中国电影中，他的电影观也成为其文艺观的核心组成和完整呈现。 　　在文化、新闻乃至外交上多有建树的他，首先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己所言，工科出身的他乃因政治而提笔，难得的是，“书生为吏”的他始终不舍科学精神，从自发到自觉地探寻、维护艺术创作的规律。 　　《狂流》是夏衍写于1933年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每一代人都有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想要立定根基、不随流逝去并不容易，夏衍与中国电影的这段往事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宝贵的理性、洞见，及持守。 “单凭一点爱国心，办不成电影事业” 　　“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除了要考虑到群众的欣赏问题之外，还要考虑到电影作品的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商品。”1980年代初，朦胧诗、意识流、喇叭裤、实验艺术小心翼翼地探头探脑，主流意识形态尚在讨论是否应该用行政手段干涉青年们的审美趣味，八十多岁的夏衍已经公开提出要尊重电影的“商品属性”，他还相信“穿喇叭裤不会亡国”、“对朦胧诗也不必大惊小怪”。 　　他的务实、平衡、开放很大程度上源自参加“左联”的经历，“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不仅孤军作战，损失很大，而且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地盘很窄，作用不大。” 　　“我们真应该有自己的电影，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要有！”被迫退出政治局的瞿秋白，彼时在上海领导文艺战线斗争，在夏衍眼中，这位中共高级领导人举止斯文，“善于欣赏各种美好的东西”。 　　1932年“明星电影公司”通过中间关系找到夏衍，希望延请3位左翼文化人做“编剧顾问”，在“左翼作家怎么能跟资本家搅到一起”的反对声中，瞿秋白却主张，“不妨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 　　他特别叮嘱夏衍（化名黄子布）、钱杏?（化名张凤吾）、郑伯奇（化名席耐芳）3位作家，在思想植入时“不要急于求成。” 　　革命的种子就此播下，中国电影在1932年开始“向左转”，“（我们）想尽方法在既定的故事里面加上一点‘意识’的作料……转弯抹角、点点滴滴地在资本家经营的电影商品中间，加进了一些进步思想，而执拗地把电影引向为政治服务的方向。” 　　明星电影公司有3个大股东，核心人物张石川政治上“中间偏右”，对左翼思想并无好感，之所以同意郑正秋、周剑云两位股东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在1931年推出的《歌女红牡丹》票房不佳，这部中国第一的有声电影投资甚巨，原本被公司寄予厚望，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忧愤时局之下，这类公子多情、佳人薄命的电影题材无法抚慰人心。 　　1931年，《生路》、《金山》等苏联电影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不仅影响大，票房还非常好。进步媒体人渗入其中的报刊，刊发影评时也要求中国电影界“猛醒救国”。 　　“单凭一点爱国心和事业心，是不能办电影事业的。电影是需要资本、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艺术，一定要有一笔相当大的资本。”夏衍一言道出电影资本家主动为左翼思想打开后门的根本在于他们“对利润非常敏感”，“摸准了政治气候”。而学会与资本合作使得此前奉行“关门主义”的左翼思想迅速扩张宣传阵营，能够深入腹地开展工作。 　　《姊妹花》是夏衍进入明星公司后参与修改的第一个剧本，本子是郑正秋写的。夏衍对这位怀有进步思想的大导演尊重有加，建议他在人物处理上不要简单停留在善恶层面，而是“努力表现阶级关系”，片子在艺术处理上延续了郑正秋一贯的细腻。胡蝶一人分饰两角，票房达到二十多万，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一直为财务压力所困的张石川眉开眼笑，左翼编剧由此站稳脚跟，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 　　导演程步高主动找到夏衍，请他写一个反映“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大水灾的本子，“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