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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奖与论文考评 　　近日，两则科技新闻颇受关注：屠呦呦研究员在瑞典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SCI数据库将被汤森路透出售。这两则看似无关的新闻，却有着内在的联系――论文。屠呦呦较少发表论文，是否就等同于论文考核评价科研人员的机制一无是处？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才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机制，才是能够最大程度调动起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的机制？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改进我国科研人员评价机制的政策建议。 　　屠呦呦获奖或可反向证明发表论文对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论文评价更适用于基础研究领域的评价实践。事实上，在应用研究领域，以论文的方式对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科学理论进行总结交流也非常必要。 　　以此次屠呦呦研究员获奖为例，这么好的成果之所以时隔这么久才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缺乏论文特别是高声誉的期刊论文这种学术界的“硬通货”成果形式，使得国际学术界同行难以及时了解相关成果。而其最终获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许多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不懈奔走推广，在此过程中付出的是时间成本和相当高的交易成本。设想如果屠呦呦当初比较早地就把自己的研究发现在高质量的学术刊物（特别是当前占据国际学术界主导地位的英文刊物）上发表，或许这个奖项会来得更早、更容易些。 　　缘何以论文为考评依据 　　论文兼具交流展示和考核评价的双重功能，以论文为核心的考评机制是规模化科研模式下的产物 　　现代科学诞生之初，论文的主要功能在于“交流展示”。一方面，科研人员通过撰写和发表论文总结自己的工作成果，与学术同行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在科学奖励回报系统的核心――研究发现的“优先权”之争方面，论文始终是“优先权”展示的最有力工具。 　　随着科研活动逐步“建制化”，论文的考核评价功能变得日益突出。特别是二战以来，政府和商业对科研活动资助规模日益扩大，科研模式已从先前的个体作坊式转型为现代的规模化生产，科学共同体也逐渐转变成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出资方更加重视对科研人员工作效率及产出的考核评价，科研人员也更加需要释放信号展示自己的价值，以获得雇主、同行和社会的认可。 　　如果说在个体作坊时代，尚可以通过同行评议，以一人（事）一议的规模对科研人员的水平和绩效进行定性化考评，那么，在现代的规模化科研时代，巨大的考评工作量和过细的学科分工，已经使得这种理想化的评价模式变得不太现实。而基于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及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引文分析法（影响因子）的兴起，恰恰使得论文作为一种批量化的“同行评议”，能够成为规模化科研模式下对科研人员考核评价的“硬通货”。与理想的同行评议相比，以论文为核心的定量化评价的精细化和有效性显然更低。但其最大优点却是，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反映科研人员价值、降低学术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的“信号”机制，同时又便于大规模的实践应用，因而更适用于现代的规模化科研模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理想的同行评议类似于小规模自然经济交易中的“以物易物”（只适用于对少数科学精英的评价实践），论文评价却类似于大规模商品经济交易中的“货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论文为核心的定量化考核评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扩散，成为驱使科研人员追求论文发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在欧美发达国家，青年科研人员也普遍面临为了追求“终身研究职位”（Tenure）而发表论文的压力；对获得了Tenure职位的科研人员，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从以往不加考评转向探索“适度”的考评机制。 　　正面作用 　　对以论文为核心的考评机制的一个批评是，过度重视定量化指标会使得科研活动重量不重质，影响科研水平提高。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我国科研论文的产出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以SCI数据库收录论文为例，从数量上看，2013年我国内地共发表SCI论文23.14万篇，与2D02年（4.04万篇）相比，年均增长率高达17%，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SCI论文总数的比重，从2D02年的4.2%提高到2013年的13.5%，已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2位。 　　从质量上看，2D04～2014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SCI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第4位，与1994～2D04年间的第18位相比，被引用次数的世界排名持续提升。从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看，我国为7.57次，与世界平均值（11.05次）还有不小差距，但比2013年提高了9.4%，提升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2013年，我国学者在CNS刊物（Ce]]、Nature、Scl ence及其子刊）发表的论文数居世界第6位，比2012年上升了3位；2014年发表的CNS论文数又比2013年增长了73.3%，远高于其他国家增速。Nature出版集团发布的反映高质量论文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