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救援记忆.docVIP

我的救援记忆 　　颠簸不平的临时公路上不断有救护车飞驰而来，几乎抬下来的每一个病人都是“急诊”“危重”患者。 　　唐山大地震前一年的7月28日，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恰遇上海暴雨成灾。那天中午，学校在大礼堂为毕业班放电影;突然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疯狂地泻下来，大礼堂里顿时变得一片漆黑。时间不长，校门口的重庆南路上就水深过膝。我从未见过这等奇观，便涉水走到淮海路去观奇。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半淹在水中，平日车水马龙的淮海路成了名符其实的小河浜。 　　第二年的7月28日，唐山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不知目的地就出发 　　那段时间我正在瑞金医院病理科作住院医生。中午时分我接到医学院的通知，要求我回院本部去参加“紧急会议”，内容就是组织救灾医疗队，前往灾区抢救灾民。上海市卫生局为大队，由卫生局何秋澄担任大队长。我们医学院为一个医疗中队，由李春郊担任总支书记，每个附属医院为两个小队，由我临时负责中队部的文书工作，并兼任内科医生，配合高年资医师立即开始工作。 抗震医院上海医生们在一次特大余震后留影。左起：康金凤、余前春、刘锦纷、叶正斌、单根法。 　　当晚我睡在在医学院办公室的电话旁，随时统计、汇总各附属医院送来的医疗队名单及设备，写成报告，连夜送交市委。半夜又和后勤部门赶到市里领取压缩饼干和长大衣。说来奇怪，当时正是夏天，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需要过冬的棉大衣。等我们最终到了目的地，才知道华北地区即使在夏天也需要棉衣。 　　7月29日凌晨时分，我们医学院系统的一百多名医护人员由上海北站出发，向北驰去。那情景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说心里话，当时我是有一去不复返的思想准备的，所以我特地不告诉远在老家的祖母和父母亲，怕他们担忧。 　　我们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地震的中心在哪里，只知道在河北省。差不多火车过了徐州，才从列车广播中知道震中是唐山、丰南一带。7月30日下午，我们到达天津附近的杨村车站。因为天津到唐山之间的铁路已被地震破坏，我们只好赶到杨村机场，临时改乘军用飞机前往地震灾区。听说要坐飞机，我心里忽然兴奋起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别人紧张，我却感到新奇。 　　小时候在汉中老家，我每每看着天上的飞机胡思乱想，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造一架“铜飞机”，坐在它的背上，飞上天去。我那时只骑过黄牛和山羊，以为飞机也是要骑的;不知道人应该坐到飞机“肚子里”;我还以为飞机都是铜做的，因为铜在乡间颇为值钱。小伙伴们取笑我，送我一个颇带贬义的外号“铜飞机”。 　　谁能料到，二十年之后我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坐到了飞机“肚子里”！临上飞机前人们警告说，唐山的供水系统已经被毁，没有水喝，要尽量带些水去。机场跑道的一头有个临时挖掘的水坑，我便用随带的烧饭锅盛了一锅，小心翼翼地端上飞机。那是一架苏制的安-24飞机，座位不多。等我进了机舱，别人已经将座位占满。我因为打水迟到了，只好坐在过道里。飞机一起飞，半锅水就洒了。 　　一路险情奔赴丰润 　　到达唐山机场时，已经是傍晚。只见到处一片混乱。到处是临时帐篷，到处是救灾人员和大卡车。上海医疗队的队长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何秋澄老先生。陈永贵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的帐篷就设在上海市医疗大队部的附近。我们向大队部报到后，被告知第二天去郊区的丰润县，可是谁也不知道丰润在哪里，也没有地图可以查阅。经过在火车和飞机上两天两夜的颠簸，人们已经疲惫不堪;领了帐篷，吃两块压缩饼干，就抓紧时间休息。许多上海人是第一次出远门，更多的人从未睡过帐篷，总是难以入眠。我以前曾经睡过几年帐篷，毫不陌生，也来不及去想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灾区医院设有雾化设备，上海医生发明了简易的雾化方法。 　　午夜时分，我们忽然被人从梦中被叫醒，命令迅速离开。原因是我们睡觉的那块土地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就会沉陷，必须尽快离开。“地陷”这个可怕的字眼，我是听说过的。但没想到会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巧。还没给灾区人民服务，自己就先葬身地腹，岂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大伙儿如惊弓之鸟，拆除帐篷，匆忙上车，催促司机赶紧发动，尽快逃离那随时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 　　不巧分配给我们的司机，也是临时从外地调遣来的，对唐山地区的道路根本不熟，大家边开边问，提心吊胆。有一段路正好经过重灾区唐山市路南区，到处是断壁残墙，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废墟;时而晨风吹过，浓郁的腐尸气味便扑鼻而来。随处都能看到：部队的官兵通宵达旦抢救伤员、路旁临时搭起来的简易帐篷、衣衫不整的灾民，也有倒塌的楼层上挂着死者。差不多凌晨时分，我们的车队在废墟之间爬行，终于穿过了闹哄哄的唐山市区。 　　盛夏时节冀东平原的清晨，凉风习习，将我的睡意完全赶跑了。晨曦之中，公路两旁都是笔挺的白桦树。地震之后，路面损伤很厉害;我们的车队朝着丰润慢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