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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代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 学号：201106010073 姓名：廖卫霞 摘要：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明代科举考试形成了重要的前提和广阔的空间，明代“科举必由学校，”这把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主要是从科举考试思想、教育考试思想和社学三方面来分析明代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 关键词：科举制度、科举考试思想、八股文、社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设立科目，用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确立于隋唐，完善于宋元，废除于清末1905年，历经1300余年。哪里有考试，哪里就有学校机构的存在，明太祖朱元璋以濠梁之民的身份崛起于元末群雄之间，在长期征战厮杀中深知“聚贤任才，立国之本”的道理。在他统一全国后，经过连续开科举取士之后，发现科举所举得人才行事能力不佳，于洪武六年二月诏停科举而用察举。然而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他通过实践反复比较，最终于洪武十七年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说明明代君主的科举考试的思想始终左右或操控着科举考试的进程，当然也离不开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是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主要是取士和选官）的人才选拔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其表现为： 尊崇儒家的考试原则。 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明代就尊崇其考试原则，史载“国朝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具巨万，尊师之道可谓隆矣。”明初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颂《五经》 《四书》于北方学校。上尉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 《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 由知道？今以《五经》 《四书》颂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朱元璋尽管此番言论是针对北方学校的教育宗旨而言，但在学校与科举学校化的明代社会，实具有学校教育和科试应考的指导意义，儒家经学在科举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明初取士的要求是“士各占一经，经必通然后取之，以试于政。”洪武二十四年。“诏科举岁贡命题于《大诰》中科取。”《大诰》是洪武年间的法律文书，其特点是严格按照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的思想体系所颂制的明代法律文献，它是明朝政府指定的参加科举考试士人必读之书和必考内容。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奏疏中说：“国家明经取士......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文章及当代诰、律、典等书，课令生员通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可见，到了明代中期，科举取士所规定的课业内容除儒家外几乎没其他内容，但是尊崇儒家思想也有其弊端，使士人学子只读只做经义文章，进而出现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理念和方法，到了明末就出现了“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举所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书贾亦绝无至者”，“父兄教子第，以成篇为能，以游泮为足，以食饩为至。旧志谓家藏法律，户有诗书，倘所云张楚者与，自余立月课，切颂四书，指月亲为讲解，士欣欣渐有进取之至，将来或未量也。”虽明代社会的家庭生活将科举经书义的习读看做日常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只有经义之学能成为家族登进提供和可能。 2、“一以程文定去取”的取录思想（考试成绩作为取录标准） 科举考试从初期的经义到中期的八股取士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科举程文（八股文）规制，遵循的是公平竞争的原则以程文的中式与否来衡量的，洪武四年规定：“科举，凡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洪武二十四年又定文字格式，规定：“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在这样的文字程式，弘治七年的科举规定中明确指出：“举人止凭文字高下去取，不得论其地方中式多寡，临时偏询进黜，以废公论。”八股文具有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士人是难以写出合格的、规范的八股文的，八股文取士为大规模的考试录取人才提供了可行的标准，有利于选拔较为初色的人才，然而有人认为做程文者并且以之在考试中仕进者就一定是庸才，这种说法并不是客观公正的，比起那些通过舞弊得仕的人来说，科举士子的文字功底和文化水平还是要远超过后者，再说程文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思想从古至今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为大多数提供了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人数额，对今天具有借鉴意义。 但是，八股文的出现的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以程、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