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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 　　编者按：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不仅主导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主流思想，更形成了丰富灿烂的士大夫精神文化。如何理解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与当下社会有何关联？记者就此采访湖南大学教授朱汉民。 　　从“大夫士”到“士大夫” 　　当代贵州：“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何理解其含义？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朱汉民：“士大夫”其实包含了两个词：一个是士，一个是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贵族阶层，但战国以后，士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并逐渐发展成为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则是官员的泛称，“士大夫”合起来就是身兼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两重身份，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学者―官僚”。学者的职责是从事文化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官僚的职责则是在行政事务管理，因此，士大夫需要承担文化创造、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责。另外，士大夫还具有承担社会教化等其他职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的文献典籍中，传统的说法是“大夫士”而非“士大夫”，因为西周封建制贵族的等级序列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其贵族身份是分封而来，并且世袭，决定身份的是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直到战国时期，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并且他们中的多数由是由士上升而来，因此才有“士大夫”的称号。 　　从“大夫士”到“士大夫”，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大夫士强调血缘决定社会等级，而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更多是靠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能力才华获得。 　　当代贵州：中国士大夫与西方贵族有哪些区别？ 　　朱汉民：应当说，士大夫是由平民通过努力奋斗而上升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两千多年来，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进入到官僚队伍，经历的就是由士到大夫一个后天奋斗的过程，他们本身没有经济与政治特权，所以他们往往具有知识改变命运的崇文精神。 　　而西方贵族非常讲究“血统”，他们因贵族血统而拥有不同于平民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除了长子继承爵位以外，其他儿子只能做骑士，因此，西方中世纪的贵族往往有一种骑士精神。而且西方的贵族还有一个特点，如果国与国打仗，贵族必须亲自出马，因为贵族掌握的特权必须靠武力来维持，所以西方贵族有一种尚武的精神传统。 　　可见，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方的贵族有非常重要的区别。士大夫作为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从事社会管理、文化创造、社会教化等多种社会职能，具有社会精英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地位与出生无关，其文化特质也与贵族不一样。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士大夫精神，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创造者与主导者。 　　“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当代贵州：如何解读士大夫精神？其核心和基础是什么？ 　　朱汉民：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奠定阶段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道”是士大夫精神的核心，由此产生了“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士应该有所追求。按照孔子的说法，士来到这个世界，其人生目标就是“道”，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这个“道”就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 　　为什么要以“道”作为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础？这与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社会焦虑与文化焦虑有关系。士大夫作为一个精英阶层，他自己愿意对社会承担责任。孔子对纷乱的世界有非常强的社会焦虑，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认为如果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必须站起来承担社会责任，重建社会秩序，成为“道”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和价值承担者。 　　当代贵州：历经了两千多年不同时期的发展，士大夫精神还有哪些表现形态？ 　　朱汉民：士大夫精神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也创造、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春秋战国以后，我想主要从魏晋、唐宋、明清三个时期来谈，展现士大夫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 　　魏晋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士大夫的个性解放、个体自觉的时代。两汉建构起来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体系面临崩溃，面对人生无常，士大夫产生了强烈的“生命焦虑”，他们在诗歌、哲学中表达了对生命短促、命运无常的感叹。如何从“生命焦虑”中走出来成为追求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的动力。因此，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即“率性自由”的士大夫精神。东汉士大夫那种追求道德节操，以死抗争的“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精神看不到了，率性自由的个体人格精神得以发展。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展巨大的变革，士大夫如果仅仅具有“率性自由”的精神，那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是有严重缺陷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北宋初开始，士大夫们普遍倡导一种新的理想人格和士大夫精神，即所谓的“圣贤气象”。什么叫圣贤气象？用张载的名言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