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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党管信访成潮流 　　6月中旬，中共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成立，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担任首任部长。同时海南省信访局升格为正厅级，与中共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合署办公。 　　这是大陆第一个省级群众工作部。在海南之前，大陆已有省份陆续在市、县设立了群众工作部。力度最大的河南，实现了全省18个省辖市、158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了党委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合署办公不少市、县两级群众工作部部长职务高配，由市（县）委常委、副市（县）长等担任。 　　“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成为近年来信访工作的趋势，信访工作在积重难返的情形下，党务化成为一个出口。被认为是中共在革命时期制胜“法宝”之一的群众工作，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当下被重新强调。去年底，中共中央在山东临沂召开了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交流会，推广河南义马经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出席会议。在今年初的省级干部社会管理及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习近平都强调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党务工作驾驭信访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组织机构中曾经有地位很重要的群众工作部门。建国后成立了中央群众工作组，各地则有群众工作部。 　　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的苏维民所撰《杨尚昆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组》披露，在1949年后较长时间内，中央群众工作组主要代表中央书记处联系全国总工会党组、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党组的日常工作。地方上的群众工作部门也着重在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的工作，1957年诞生的信访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联系群众职能。信访部门隶属国务院，属于政府系统。 　　转型期开始后，政府各部门行政工作的专业化加剧了各组织的封闭性，导致最终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专属机构，仅为信访部门一个。“相应地，群众工作的隶属机制、分工负责机制等不清晰，群众工作长期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导致很多本可以在最初就能及时化解的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激化了干群矛盾。”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汪建新撰文称。 　　与此同时，存在了50余年的信访制度逐渐面临“小马拉大车”的情势。信访局处置信访只能推动协调各业务部门去办理，协调能力又受其行政级别的限制，随着社会矛盾日益严峻，信访局陷入“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的尴尬局面。 　　2000年左右，全国各级信访部门进行改革，信访局长“高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市一级的信访局长大都由市委或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湖南、江苏、甘肃、辽宁等多个省级信访局正式升格为正厅级。“群众工作部统揽信访工作”则是另一思路，信访被纳入党务框架，由省、市委常委担任领导，以党组织之力来处置信访工作。 　　义马模式的升格效应 　　信访党务化探索始自河南义马市。去年底临沂的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交流会上，义马市委群众工作部副部长张雪亭称，义马的实践是“逼出来的创新”。 　　作为新兴煤炭工业城市，在急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义马因拆迁、征地等导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群众赴省进京上访、集体上访事件频发。全省大会上，义马多次被点名批评。2004年，义马信访局长被免职。 　　2005年元月，义马撤销信访局，成立群众工作局，原义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程湘渠任局长。群众工作局被赋予四项权力：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 　　该局保留原信访局职能，同时整合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民政、司法、国土、公安、城建等部门部分职能。这些单位每天派领导干部值班，现场答复群众投诉。 　　2006年9月，义马市在群众工作局基础上，组建市委群工部，由政府部门变为党委部门。为与上级信访部门对接，信访局的牌子又挂了回来，与群工部合署办公。程湘渠一路提升，2008年成为副市长，兼任群众工作部部长、信访局局长。2009年11月，义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尚志军兼任部长，群工部“地位”再次提升。 　　眼下义马群工部设六个科室一个便利巡回法庭，巡回法庭单独给了市法院5个编制，由其派人常驻群众工作部办公，实行双重领导，可以进行司法调解和审判。群工部的工作内容还包括解释法律法规，收集民意，将“问题在源头处解决”。 　　地位提升后的群众工作部，借助党委力量以及政府财政支持办成过一些“大事”，如接到居民投诉后，由政府出钱收购了造成民怨的私人气站。一些困难企业、破产企业退休职工的参保问题也通过群工部的介入，通过财政垫支得以解决。现任义马市群工部常务副部长程湘渠曾坦言“领导级别越高，部门的协调能力越强，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现实。” 　　自2005年起，义马市信访量下降连续两年超过了20%。非正常进京上访和集体进京上访、集体赴省上访，2007年后一直为零。 　　2006年，义马信访模式先后两次得中央高层批示肯定。2007年开始，河南全省推广这种做法。去年临沂会议之后，各地掀起到义马考察的高潮，全国29个省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