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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装自己是真的 　　奈保尔说：“18岁以前，我所了解的全部世界就是位于奥里诺科河口的那个小岛，生长在这个狭小的殖民地社会里，活动范围限于小岛上亚裔印度人群中，常年见到的就是我的家人。在这小之又小的生活环境里，我对世界的认识怎么能不是抽象的呢？” 　　也就是说，对身处世界边缘的人们而言，受局限的生活环境往往也就意味着受局限的文化环境，生活简单，思想简单，要不就是与周围封闭狭隘的世界相处融洽，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要不就是在幻想与回忆中舔舐自己、安慰自己。 作家奈保尔与他的作品《模仿者》 　　抽象的理解，抽象的世界，但真正让从殖民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奈保尔感到痛心的还不止这些，而是殖民地人如何对自己撒谎，如何成为善于“模仿”的人，模仿那种成熟状态的宗主国人民，模仿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生活。 　　这种殖民地人不由自主的“精神分裂症”，促使奈保尔创作了小说《模仿者》。小说主人公拉尔夫?辛格来自虚构的加勒比海上的伊莎贝拉岛，是一位印度裔移民，一位流亡伦敦的失败政客。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以及他身边的人，就开始了愉快而不自知的模仿之旅。辛格的父亲为了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热衷模仿传教士，以期在教会工作中进阶攀升。其他殖民地亲友的毕生愿望就是去西方国家学习、工作，并将此视为成功的标志，为此非常乐意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学校课程是对宗主国教材的照搬模仿，完全与周遭生活毫无关系，学生学得越多，对自我的否定就越多。“我们否认了能从门窗外看到的风景以及人们。”“我们给老师带苹果，写参观温带农场的作文。”但可笑的是伊莎贝拉根本不产苹果，也没有农场。盲目的模仿带来的不仅是真实与幻象的倒错，明明去买写作用纸，却因为不懂英语，抱回来一堆厕纸。也就是说，在伊莎贝拉这样的殖民地小世界，模仿不仅赋予那里的人们一种光荣，一种身份上的安全感和虚荣心，更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遗忘过去，如何将虚假视为真实，如何通过模仿完成自我身份的移植，以便成为那个想象的但其实无力成为的自己。 　　但问题的荒诞尚不止于此。在英国学习之后，辛格带着满脑子的宗主国文化回到伊莎贝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试图推行全面改革，但他未曾意识到这其实是另一种更严重的“模仿病”：引进西方的民主选举，以为民族国家的时刻终于到来;仿照宗主国的经济模式，大力推进殖民地的工业化进程。 　　可悲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改革，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殖民地人进退失据、彷徨无依的尴尬处境。辛格承认伊莎贝拉岛触目所及无一不是“腐败”与“堕落”，但此前他并不知道这些腐败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形成腐败自己的逻辑，它无坚不摧、无缝不入。 　　模仿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更像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因为真实的权力基础并不存在，独立只是表面的，遥远的宗主国仍旧能遥控他们，而资源早就被跨国公司瓜分殆尽。严酷一点说，在缺乏自我和历史意识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大抵只是词语意义上的虚张声势，“既没有得到有组织劳工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资本的赞助，而是以乌合之众为基础的”。选票就像啤酒泡沫，好看也无用。“收到的支持，不是理想吸引了理想，而是苦难吸引了苦难。” 　　那看似合情合理的殖民地工业化进程，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张讽刺画。因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使得所谓工业化仅仅是进口黄油和装黄油的罐头盒子，然后让本地黑人组装起来。失败的辛格慨叹道：“在我们的地区，工业化仿佛是把各种进口的东西填在进口的容器里。”换言之，政治的无序、技术的匮乏、智识的萎缩，非但使得对宗主国发展模式的全面模仿沦为虚空，最终反而更加重了殖民地人的身份迷失与帝国依附。 　　带着这种对殖民地社会困顿处境的无奈，权力斗争中出局了的辛格最终被迫再度回到伦敦。但政治的、文化的宗主国，丝毫不能给他带来归属感。在这里，奈保尔用“海难”一词来形容这种感受――没有家，没有归处，四壁荒芜，悬浮难止。如果说伊莎贝尔岛上的闹剧源于殖民地社会秩序的混乱、历史意识的匮乏，那么辛格在伦敦遭遇到的则是更真实的拒斥――你可以模仿他，但你终究不会成为他。正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说，殖民地人希望与宗主国享有几乎相同的主体性，“但英国化和英国人永远不能等同”。于是，曾经作为心灵圣地的伦敦，最终崩溃成幻象的碎片。“我们找寻一座可触可感的城市，却只能找到一个个独立小房间的集合体。”而人生也不再有期待。“我隐退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可可种植园，一个破败的前奴隶种植园，被丛枝病害得枯萎，带来的收入不再能激起任何贪婪的焦虑。”在现实失败和无序人生的双重威胁中，辛格想到了写作，但他并非着迷于写作可能的魅力与传达的快感，只是因为写作本身的“平静和秩序感”。 　　混乱与有序、真实与幻觉、失根与依附，如果说霍米?巴巴在“模仿”行为中看到的是一种暗含讥讽的妥协，一种伪装，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