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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浅谈“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借鉴意义 摘 要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是在西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后来又有了发展，到唐代由于法律相融合而最终结束。其通过《春秋》及其它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根据的判案方式，对当时的汉代及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原则，对现代的司法有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通过春秋决狱的形成发展、原则分析，探讨其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影响及积极意义。 关键词：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启示 PAGE 6 “春秋决狱”及其在古代的发展 一 春秋决狱及产生历史背景 汉初统治者在吸取秦灭亡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随着“无为而治”的推行，也使得各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式。 董仲舒“天神观”“天人感应”等理论推导出天下受命于天，统治者施行仁教，弘扬仁爱思想。借此提出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正好符合此时欲一展宏图汉武帝的强制王权的需求，并被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春秋大一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方针，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此种思想也延伸到司法审判中当案件依据现有法律条文无法解决时，就引用儒家的经义来寻找解决办法这便有了春秋决狱，也称为引经决狱汉代司法官。春秋决狱制度的确立就是典型表现。当然儒家想想的复兴对“春秋决狱”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 所谓《春秋》决狱, 又称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 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的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法律依据, 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当然在其具体运用时的与精神，不只是运用《春秋》一书，还相应的引用了《诗》、《书》、《易》、《礼》等经典的原则和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是孔子晚年修订的一部编年史, 它的基本精神是正名分、尊王室、诛乱臣贼子, 提倡宗法等级原则, 特点是文字隐晦, 便于穿凿附会, 随意解释,十分适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种特殊制度, 也是传统文化发展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其以儒家经义作为量刑定罪的依据, 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司法官吏的主观意志来判断的。然而这种明今天显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 却是中国法律开始儒家化的标志。 二、春秋决狱的历史发展 在汉武帝时期，因为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就把儒家理论作为国家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又因为在制订法律时主要以“秦律”为依据，而秦律黥、劓、宫、斩左右趾等肉刑，实行严刑峻法，轻视人的本性及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这就与儒家“仁义”精神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董仲舒就开始“春秋决狱”。引用《春秋》审判遇疑难案件，考虑客观事实同时，审视其主观恶性及道德品质是否符合春秋大义作为审判依据。于是，“春秋决狱”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推行。不仅在司法上“引经决狱”，政治上也“引经决狱”：司法官以经义为依据判决，被告及其亲友也以经义进行辩护。“ 随着春秋决狱范围的扩大,经魏晋南北朝,八议入律,官当入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进入唐朝,礼法合一,中国法律完全儒家化。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引经以为据。依程树德所作《九朝律考》中就有两汉的以《春秋》等儒家经典决狱，决疑、论事的事例五十余年。所谓礼法合一,即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以礼为立法的根据、量刑标准，比如强调三纲五常作为礼的核心；极为重注释法律,根据粗略统计,唐律直接引证“三礼”疏律者达五十余处,引用其它儒家经典更超过此数。再经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春秋》决狱成了司法实践上的一条重要原则,几乎贯穿了封建法律的始终。从它产生起,就首先作用于传统文化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春秋决狱的实质 《春秋》主要是为了维护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的礼制而作的。春秋决狱是，通过引经决狱，特别是《春秋》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解释和适用法律。两汉春秋决狱的案例很多，然现存仅六例。其主要原则： 1、“原心定罪”原则 由于《春秋》特别强调礼的作用和规范，所以，儒家学说的推行者们特别重视支配行为的动机是否符合礼的道德准则，认为“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孽重，本直者论其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 [2]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依据客观犯罪的事实，着重考察行为者的动机，只要有犯罪的行为动机，就可以加以惩罚。对于首犯，应当从重处罚，只有犯罪行为而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应当从轻处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