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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人口内迁对西南地区民众意识的影响 摘 要：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成为重要的大后方。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都迁入西南地区，西南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迁入，给西南地区带来了新的信息和知识，交通条件也得到改善，民众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西南民众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变得更强；他们的婚恋和教育观念有了改变，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民风民智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关键词：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西南地区；民众意识 抗战时期，众多学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经济机构为保存力量，有的通过国民政府的安排进入西南，有的自愿搬迁进入西南地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众意识的改变，增强了西南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并积极参与到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抗日战争中，成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众意识改变的原因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和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转移，西南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众多企业、学校及相关机构大量内迁，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迁入地，一些小城镇也因抗战规模膨胀，当地的老百姓在接受这些外来人口时，也接受了他们的思想。 （一）学校及科研机构的迁入。抗战期间，为保存教育力量，国民政府对高校内迁的工作作出安排，颁布了《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对高校内迁和安置作出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由于战火蔓延和战争局势危迫，国民政府虽无力组织大规模高校内迁，但仍对重点大学的迁移做了安排和指示。有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这种情形之下大量迁入西南地区。迁往重庆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北）等22所；迁往成都的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9所；迁往四川的有20所；迁往云南昆明等地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迁往贵州贵阳、遵义等地的有浙江大学等8所。这些高等院校的迁入极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教学观念，也影响着西南地区民众的思想。如由三所著名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不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而且“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如浙江大学迁到黔北后，“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 （二）企业、商人及相关机构的内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中心转到了西南，伴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大量的经济机构也向西南地区转移。东部沿海的许多企业迁入西南，这些企业的迁入丰富了西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形式，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西南地区传统社会风尚。如1939年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先后迁入昆明和瑞丽，这里“物产丰富，风光绮丽，民风淳厚，居住着勤劳善良的傣族和多种少数民族，这里商品经济不发达，边民保持着以物易物的风尚，不使用钱币，中杭厂迁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改变”。 抗战前，西南地区的商业非常落后，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贵州“所谓商业，什九属于行贩，又什九制造若干种货品，资本且均极微小，甚至有不满十元者。”抗战期间，商人迁入西南地区虽有避难性质，但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如“九龙、华美、四福、国货公司等商号纷纷迁入重庆、成都等地，民国27年、民国28年四川百货行业繁荣兴旺。”此外，在饮食、服装、茶叶等等行业也迁入不少，还有咖啡馆、西餐馆的迁入，这些企业和商店的迁入，增加了西南地区行业种类，商业资本不断扩大，拓宽了西南民众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选择。这些迁入的企业、公司和商人，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给经济不发达，环境闭塞的西南地区的百姓生活注入了新鲜事物，逐渐改变着当地父老的经营消费习惯，这成为西南地区民众思想意识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交通条件的改善。西南地处边陲，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极不发达。当地父老生活在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世界中，和外界接触甚少，更不用说和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经济较发达的四川省至1937年，公路4206公里，江河通航里程7000多公里。航空方面也只有重庆、成都、万县等地有少数航班。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西南地区掀起了对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的热潮。在公路建设上，加大了对国内公和国际公路的建设。在国内公路建设上，修通了黔桂西路、川滇东路、桂惠路、汉渝路、乐西路、川康路等路段，共计3318公里。滇缅公路的修通，自昆明至畹町，共长959公里，成为抗战期间重要的大通道，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在铁路建设上，修筑了湘黔铁路、滇缅铁路、黔桂铁路、成渝铁路等。在航空方面，先后开辟了昆明至河内、重庆经桂林至香港、重庆经昆明、蜡戍至仰光、重庆经昆明、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