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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 作者：王建华 来源：《复旦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摘　要] 　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维度展开，二者虽有逻辑上的承继关系，但并无明确的时空分界。基于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建设之间充满了制度建构的张力。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切政党面临的难题。民国初年，作为“部分”的政党肩负着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任，不仅导致政党政治的失败，而且使得政党成为国人共诛的对象。国民党试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选择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终因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丧失了基于宪政的合法性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构，消解了现代国家建设两个维度间的理论冲突，并找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革命路径。 　　[关键词] 　政党　民族—国家　民主—国家　现代国家建设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组党救国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内容。解读中国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民初政党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失败了? 为什么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救国方案走入困境? 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路径选择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厘清现代国家建设与政党的关系。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政党 　　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维度展开; 前者关涉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后者与国家政权休戚相关。与此同时，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以是否存在竞争为标尺，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与作为“部分”的政党。梳理各国政党成长的历程可以看出，解读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关键是处理好上述四个要素间的关系。 　　(一)民族—国家建设与作为“整体”的政党 　　现代文明催生民族—国家，它倡导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都应该是独立的主权单位，彼此平等、互不干涉。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实现上述原则与结构的融合，需要权力的垄断与集中，所谓“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 　　因此，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是主权独立，它追求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与强制性。作为“整体”的政党多指一党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党制国家不断涌现。虽然部分学者对一党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断提出质疑，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一党制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独立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否认一党制存在的意义显然有失学术的公正，一党制最大的意义在于共同体重构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调控。 　　有关一党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亨廷顿给予了充分解释。在他看来，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应对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与政党体系，在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独立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二战以来，一党制国家的产生多源于与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势力的斗争中，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革命的社会动员，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革命的合力。由此可见，尽管一党制的产生存在诸多原因，但至少有一个维度是完成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 　　(二)民主—国家建设与作为“部分”的政党 　　民主—国家建设强调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维护个体自由权利的制度建构，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越界扩张侵犯个体的权利，所谓自由的宪政决不能让个人的利益“无端地牺牲给国家的理由( reason of state) ”。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修正案明确指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可见，民主—国家建设的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它强调个体的生命尊严与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为“部分”的政党(party)产生于英美，由于其与宗派( faction)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政党实践的是人们对政党的诅咒。西方社会接受政党的原因是人们发现消除党争是办不到的，因为自由对于党争，“如同空气相对于火”，如果因为自由会引发党争就要废除它，“无异于希望消灭为动物所必需的空气那样的荒唐愚蠢”; 在自由的国度里，必然有政党存在着。随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发现“政党并不见得是宗派，并不见得是一种邪恶，并不见得会损害共同的福利”，政党才逐渐赢得社会的认同。 　　作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