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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 张之洞是清末重要的政治家，清流派中坚，洋务运动后殿，也是晚清推行新政的重要角色，他兼容新旧，稳健明达，与时俱进。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对近现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遗著辑为《张文襄公文集》。他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辽沈危急，建议“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致电李鸿章，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抵御日军进犯，并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上奏献策废约，并激励保台抗日。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又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从经历上看，张之洞是那种会做官、会办事、脑子灵活的人。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他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惨淡岁月里，坚忍奋斗，开时代风气之先，在近代工业、商业、交通、文教、军事等广阔的领域都做出了杰出成绩。他在武汉创办了11家企业，是中国最早兴办现代工业的人之一；将汉阳枪炮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融为一体，集铸造、冶炼、燃料为一身，组建汉、冶、萍重工业联合总公司，号称东方的第一个托拉斯；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京汉铁路；从美国引进棉花良种，建立“棉、布、麻、丝”四局，推动了内地农业的发展；大胆提出废除科举制，改书院式教学为学堂式教学，设立数、理、化、天文、地理、军事、国语等近代科技学科，聘任“洋教师”，在湖北、四川、山西、江苏等地主办各类学院共计50多所，还在日本东京办了一所湖北驻东京铁路学堂。 《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这也是歪打正着。1898年，政变前夕，张之洞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这话说得巧妙，光绪和慈禧都能接受，这也为他在政变后得以平安无事留下了后路。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最乐道之。因为名气大，地位高，这句话就和他挂上了钩。“中体西用”虽然逻辑上有些问题，但还是很实用，起码在维新党人和晚清新政的时候还是管用的，当年严复说它是“牛体马用”，也是一理，但具有可操作性，能起点作用也是一理，我们不必苛求踏实干事的人。 张之洞有个性，李鸿章曾这样说他：“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之洞大怒道：“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张之洞的所谓书生气，主要在于爱说大话。《清史稿》称张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但张之洞有热情，敢闯敢干，这也许也是书生气之一种吧。张之洞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探索，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毅然担当的胆魄心气，可也不是说了几句大话就能办到的。 张之洞官做得大，企业办得多，这正是捞钱的最好条件，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个清官。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花钱如流水，但就是不往自己口袋装，“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毫不留情，“立劾罢之”。张之洞心性高傲，讲究排场，爱好玩赏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还喜欢送礼赏赐，所费不赀，大把花钱，常常入不敷出，手头拮据，没办法，只有去当铺，清末年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曾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洁。” 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如何的狂傲怪僻呢？“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绎载道，卒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