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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库应该从事什么样的研究 　　自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也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话题，各地也开始创建或已经建成了这样或那样的教育智库。“智库热”在教育界一时兴起。与其他综合性智库相比，教育智库属于专门智库，主要就教育领域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决策咨询。它作为智库，有着一些不同于学术机构的特殊要求，在研究形态和方法上，也有着特定的取向。一般来说，作为教育智库应该主要从事以下几种类型的研究。 　　决策研究 　　智库是“智囊”，体现的是智慧。这些智慧的指向应该是教育决策，围绕教育政策或决策进行研究，是智库最为重要的职责所在。决策研究，至少有四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前瞻研究。决策总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的，领导的判断也总是带有预见性的，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就是预见。坐在指挥台上能看到地平线上普遍出现的东西不叫领导，看到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东西也不叫领导，只有能看到地平线上刚出现的又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东西才叫领导。前瞻性研究就是研究者谋全局、看大势所做出的预测性分析。而要做出这样的分析，常常需要研究者顶天立地――既洞悉决策层的要求，又了解基层的实践。二是前审研究。这类研究不同于前瞻性研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决策者有了决策的意愿之后，提请研究者予以深入调查和论证。研究者研究后形成分析报告，对该项决策的可行性及不可行性做出说明，帮助决策者下决心出台或不出台相关决策。三是复审研究。决策已经出台，但出台后到底效果如何，各方有什么样的反响，是否认同，执行中遇到哪些问题，这类研究常常也由教育智库来承担，实施的是对决策或政策的复审。四是纠错研究。教育智库不仅可能扮演教育决策制定、执行中的“啄木鸟”角色，也有可能扮演“医生”的角色，对教育决策中存在的谬误在察觉和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性建议。四种形式的研究，从决策的不同环节和角度切入，形成自身的智慧产品。从以往研究情况来看，国内教育智库对第二、第三类问题研究较多，而对第一、第四类问题研究则相对较少。 　　跨学科研究 　　决策的一大特点是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领导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因而，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者提供的知识产品，一个核心的要求就是要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综合地、整体地、多角度地认识和分析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大概没有哪一个问题是靠教育专业的单一知识可以解决的，甚至没有哪一个问题纯粹属于教育领域自身范围内的。教育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或者是考虑出台某一个教育政策的时候，总是要“瞻前顾后”，预估“左邻右舍”的反应，从“四面八方”的角度来作出判断。这样，也就要求教育智库提供的教育产品，跨学科的“成色”要足，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都会成为分析的视角和工具；跨界的“特点”要突出，既要有来自于教育理论界、实践第一线、教育行政部门三方视角的考量，也要注意吸纳政府、企业、社会、文化等相关部门或领域的意见。有人说，决策是平衡和妥协的产物，这话虽然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多学科的视野、多角度的分析、多立场的汇集，才有可能形成科学、客观的教育决策。 　　实证研究 　　形成教育决策的重要参照物，或者直接成为教育决策，大概不会是纯粹理性思辨的结果，大体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教育问题虽然有些是理论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实践问题，具有明显的实践特征。这就要求，教育智库在探讨、分析、解决教育问题时，必须在充分进行理论分析、思维加工的同时，积极参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在实践中检验思维成果的正确性。没有实践，思维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对问题的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求异性就会变成主观中的多样性，跳跃性就会变成臆想中的胡乱联系。所以，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实证研究作为基础。教育实证研究以实地观察分析、调查、测量、实验为基本手段，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般来说，对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比理论分析和思辨研究更有参考和借鉴价值。西方不少的实证研究成果，最后都能导引到重大的教育决策部署之中，成为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实证研究虽然在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得到了应用，但成果不多，影响也有限。当然，教育决策部门缺乏对实证研究的关注也使得这类成果的应用受到限制。 　　独立研究 　　智库之所以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有借鉴意义与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客观公正的立场、独立开展的研究。智库是要为政府服务，但如果完全与政府坐同一条板凳，或者与政府捆绑在一起，其研究成果也就难以体现独特的优势和价值。智库开展独立研究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一定距离。智库要关注政府需要什么、关心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也要了解政府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