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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法律史学的教学定位与方法改进 　　[摘要]本科阶段的法律史教学应定位于启发学生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与反省、开阔学生的法律视界以及训练学生的法学理论思维。为实现这些目标，传统的法律史教学方法应做出一些改进，包括在教学中从“就法论法”到“社会与法”的改进、从“条文中的法”到“实践中的法”的改进、从“转述的法”到“直观的法”的改进，此外古今对比与中外对比的展开也应适当增加。 　　[关键词]法律史；教学；定位；改进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6）030075060引言 　　中国的法学教育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因为它偏窄浅薄，一般学法之人仅仅抱着一些中外法条和学说咬文嚼字，不知法律之外还有其他规范，法学之外还有别的学问，对于中外文化和现实社会大多茫然无知，至于世界情势、时局趋向和人类应该追寻的理想更无法掌握，目光如豆，只能以极小的观点去看问题，犹如坐井观天之蛙；第二，因为这种教育崇洋忘本，教的几乎全是外国的东西，一般学法之人没有能力去探究其背景，只好熟诵强记，然后开口闭口不是外国某一法学家怎么说，就是外国某一法条、某一制度、某一实践如何如何，犹如学舌的鹦鹉；第三，因为这种教育重在讲述技术性的法条，忽视了学生的德育，以致他们大多成了擅长利用法律、钻研条文的‘法匠’或‘刀笔吏’，不仅在工作时无视于职业道德，甚至在个人生活里也悖理背义，而且自以为是，不知廉耻。”[1]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固然不能单纯依靠法律史教学，但这些问题中所反映的当代法学教育的缺憾确实可以通过恰当的法律史教学予以弥补。 　　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从广义上来说应当包括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以及西方法律思想史等，鉴于西方法律思想史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一直属于法理学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法律史学主要指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尤以中国法制史为重点。 　　1法律史教学的定位 　　如果“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说法没错，那么“以法律史为鉴，则可知法律发展的规律”也应是当然之理。其中了解本国法律发展的历史对法科学生的重要性早在清末法律改革的过程中已为修律大臣所强调，沈家本、伍廷芳指出：“为学之道，贵具本原。各国法律之得失，既当研厥精微，互相比较。而于本国法制沿革以及风俗习惯，尤当融会贯通，心知其意。”[2]当代学者对法律史学的价值亦多有概括，如“学术认知功能、历史借鉴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3]，如“人文精神的教养功能”、“法律思维的训练功能”以及“客观现实的干预功能”等[4]。然而，在当前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之下，学法之人对法史学的价值多有怀疑，因此导致法史学的教学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其表现主要有二：（1）不受教学单位的重视，法史学成为法学教育可有可无的点缀。虽然法律史被纳入司法考试的范围，《中国法制史》更是成为法学本科阶段14门核心课程之一，但是，法律史课程的总学时数从54学时到36学时再到32学时，被不断压减；（2）不受学生的重视，法律史课程被当做是为挣学分和应付司法考试而不得不修的课程，学习被动，效果差。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样的，但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当前的法律史教学并未将上述法律史的功能或价值展现出来，法史学的课堂所提供的大多是静态的、固化的、枯燥的制度史，法史学的重要性甚至不为同行的法律教育者所认同，学生就更不待言。因此，解决法律史教学的困境首先要正确定位法律史教学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兴趣。 　　第3期石?[本科阶段法律史学的教学定位与方法改进 　　教学研究2016 　　1.1法律文化的认同和反省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逐渐丧失主流地位，及至当代，传统法律文化在许多人心目中更是成为腐朽、残酷和落后的代名词。相应的，在法学教育中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上述如张伟仁先生所谓的“崇洋忘本”的现象。但事实上，客观来看，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有着诸多具有合理性或启发性的因素，如“人本主义的法律倾斜，法致中平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和谐诉求，德礼为本的道德支撑，援法断罪的司法责任，法为治具的政治方略等等，都彰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5]。其中的许多方面与当代部分学者们所倡言的西方法律精神具有相通之处。甚至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传统中国的许多制度和思想更具有先进性。通过法律史的教学，必须将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学生，促进学生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只有认同了自己的传统，才会在法律文化的对外交流之中充满自信，才会更为理性而非盲目地借鉴外来的法律制度与思想。 　　但是，仅仅抱着“我们曾经也富过”的观念是无法进步的，法律史教学的目的除了让学生认同传统法律文化之外，还应培养学生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省精神。无论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