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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研究综述 摘　要：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其意愿对土地流转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可为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国内部分学者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在研究区域、变量选择等方面提出设想，希望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户意愿；变量 土地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与规范，在农村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是当前农村土地工作的重点。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其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及机制和模式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从农民视角展开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可为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国内部分学者通过实地调研、提出假设，并利用经济模型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样本区域选择 廖洪乐[1]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土地课题组对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6省、12县、36个村、90个村民小组，824户农户调查得到的调研数据，通过Logit模型对农户调地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张三峰[2]使用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 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抽样范围覆盖25 个省（区、市）（除西藏、青海、宁夏及港澳台）的城市和乡村，实际有效样本为10000 个（其中农村有效样本4108 个）。 何国俊[3]通过在北京郊区6村进行的调研，共采集样本24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37份。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钱文荣[4]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主要有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六个省）每省选取3个行政村，通过对360户农民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洪名勇[5]对贵州省遵义市9个州地市的近500户农民进行了历时3年分散式入户调查，对我国经济最落后的贵州省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农民的认知开展了调查分析。 赵晓秋[6]选取重庆9个县（区）内的54个村为调查地点，基于306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 乐章[7]的调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广西、四川、陕西等10 省每省抽取3个行政村，每村抽取35 户左右的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问，基于1032 份效问卷，对农户土地流入、流出意愿分别建立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 王银梅[8]对湖北省钟祥市200多农户就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实地调研，通过对215份有效问卷的整体和统计，分析了中国社会化小农的理性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李启宇[9]的调查选择了成都、重庆的11区(市、县) 24个乡镇36个村534农户进行调研，基于428份有效问卷，利用Logit模型分别对农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由于经济、地理、人文等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感，对土地政策的认同感，以及对土地所寄托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各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也因个体差异、区域差异而有所差别。以上学者选取了不同的样本区域作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但在数据的时效性，特色省份的典型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例如张三峰[2]的研究所用的全国十省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是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虽然在同类研究中样本容量是最大的，但随着近年来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数据时效性较差，不能反映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动态变化。此外，选取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样本点的研究成果较少。欠发达地区农户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土地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这些地区信息渠道不畅，农户意愿鲜能得到充分表达。关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分析，应多选取这些区域作为样本点，替农民传递心声，为欠发达地区生产、生活、民主管理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二、农户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 何国俊[3]的研究模型选取了社会保障、法律、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情况作为变量，其中社会保障为虚拟变量，并相应的赋值1和0。法律因素中土地流转权利的完整性是虚拟变量，土地调整时间间隔变量则选用农户主观看法作为替代变量。其他解释变量还包括：家庭流动人口率、家庭外出打工人数与家庭总人数比值、找工作难易程度、家庭外出成员第一次找到工作的时间、打工是否有合同等。李启宇[9]、张三峰[2]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