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的生产经济状况分析概述.docVIP

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经济状况概述 大理州博物馆 李云晋 关于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判别，早在十八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提出了：“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和掌握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当时社会生产经济状况，本文将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出土遗物就此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分析概述。 一、以原始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经济 原始种植业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农耕经济。旧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虽然 都是以打制和琢制为主，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绝大多数石器已是在打制与琢制的基础上再进行磨制而成。最初出现的磨制石器并不通体磨光，只在石器的刃部或锋部加以砥磨。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砥磨技术得以广泛使用，不仅对石器进行磨制，而且连骨器、蚌器和玉器等也进行磨制。磨制技术被用于制作工具后，极大地改进了工具的使用性能，各种用途不同的磨制工具不断出现，如:加工木材的斧、锛、凿、石楔，农业生产的铲、石犁、石耜、骨耜等等。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人们在劳动中获得的各种食物数量亦随之增多。当这些食物已满足了人们的最低生存需要，并且还出现了剩余时，人们便设法将剩余的食物暂时保存起来，以备食物短缺时再食用。为了使保存的植物种籽等食物不被其他动物食用，人们将这些种籽、食物堆放在洞穴中或掩埋在坑穴里。第二年春天掩埋在土里的种籽发出了新芽，开花结出新的籽粒。正是从这种自然现象中人类受到启发,开始有意识地将剩余的植物籽粒埋入土中,以使它再次结出新的果实,遂发明了原始的种植业。[2]洱海区域作为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早在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由于区域内的原始人类生活在温暖湿润的森林山地及湿热多雨的坝区自然环境中，这种自然环境和条件更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为原始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植物类食物。因此，原始人类受到这种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走上了以原始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经济，遗留下了大量与种植有关的农作物遗存。 2008年在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中，在遗址第8、9两层出土了炭化稻，其中第8层出土量最多,第9层较少。[3]遗址所出土的炭化稻粒，谷粒短圆，谷有款毛，款面有整齐的方格，款尖有芒，并有清晰的护款，可证实属于人工栽培的粳稻。[4]永平新光遗址文化层第6层G3底部也发现了炭化稻，经云南省农科院程侃声教授鉴定为稻谷类。又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张陵华同志鉴定认为“从植物蛋白石的形状来看，应当是粳型稻”。[5]宾川白羊村遗址在窖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灰白色的粮食粉末和稻壳及稻杆痕迹。[6]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为稻，因标本腐朽太甚，无法确认系粳？抑或籼？[7]稻谷具有喜湿、热，生长期较短的特点，成为中国南方主要种植的农作物之一。洱海区域位于中国南方西南部偏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坝区，如：剑川坝、宾川坝、永平坝等，这些坝区海拔较高，湖泊、河流众多，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适宜稻谷的栽培种植。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剑川坝海门口、宾川坝白羊村、永平坝新光等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炭化稻的发现。尤其是白羊村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储藏禾草类的叶子、谷壳粉末及炭化稻谷窖穴多达二十三个，从而表明当时“白羊村”人的稻谷种植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才可能有较多的谷物数量，除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外，还略有一些剩余储藏在窖穴里。从前述考古信息及实物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该区域在新石器时代稻作物种植已有相当规模，它不但种植点多，而且分布面较为广泛，从而证明稻谷已成为区域内人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 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9层还发现了少量的碳化粟。粟，即中国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稷”，也就是北方的谷子，其米称为“小 米”。[8]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巴草，在中国古籍中称之为“ 莠”。野生狗尾巴草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和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与粟易于杂交，田间常见的一种谷莠子，便是粟与狗尾巴草杂交后形成的一种中间类型的后代。[9]那么中国先民又是从何时开始驯化狗尾草的呢?中国栽培粟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于原始种植业的现状，我们可以通过与种植生产有关的磨制石器的功能和用途得到印证。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包 括遗址第8～10层）出土石器142件，其中石斧11件，这些石斧器形较大，长度都在10厘米以上。石刀16件，器形呈半月形和长条形两种。半月形两面对穿双孔，长条形双面划槽成长细孔。[14]大理海东银梭岛遗址第一期文化层（第四地层组）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石刀和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