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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高”艰难 　　2010年12月29日，中国财政部抓住2010年的尾巴，抢在下一个年头之前，发布了《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央企税后上缴红利比例将在2011年起被提高5个百分点。由此中国政府完成了2010年的最后一个“控高”动作。 　　2010年，中国政府在“提低”方面着墨不少，而“控高”仍是改革的“深水区”。据悉，提升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的方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利益部门差点拍案而起。 　　高收入人群之谜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休息期间，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考虑到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2010年，国民收入分配改革以空前的密度，力度被提及。这一年，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发文称，中国基尼系数在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经超过0.5，表示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2010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求是》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5月，《人民日报》开辟“社会财富怎么分”新专栏，连续四周发文，高调探讨收入分配问题；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也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署名，发表《我国财富分配已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口气严厉地直指高收入阶层正在破坏社会稳定。 　　“谁是真正的高收入人群”？ 　　苏海南看来，在中国，社会各界对于高收入群体的认定，尚未达成共识。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也持有类似观点：“在中国没有办法具体划定谁属高收入人群，因为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收入高。” 　　高收入人群难以用数字进行简单的划定。杨宜勇向《凤凰周刊》记者举了个例子：“中国有7.9亿的劳动力，而今年上缴个税的人数为6900万，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是不是所有交税的人就都能被称为高收入人群了？” 　　而实际上，即使是从现有的数据统计中，也难以窥视高收入人群的“真身”。 　　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查中，高收入人群的20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14500元。 　　“其实，由国资委进行管控的垄断国企高管，其在明面上的工资可能还不如民营或外资企业高管的工资水平。比如大型国企高管与外资企业的中国区高管的工资水平也要相差2倍左右。”季征表示，太和顾问的数据调查是基于企业能够提供的账面上的数字，是基本工资、奖金、福利、补贴等相关数字的总计统筹，而社会热议的“灰色收入”，也是难以计算的。另外，目前中国企业在薪酬管理方面正在对建立“长期激励”机制进行努力尝试，如上市公司建立股票期权制度，即给予公司管理层一种在一定时段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认购公司股票的权利。而这一部分收入，在企业高管对股票进行套现之前都无法体现在薪酬之中。 　　2010年初，中国审计署对中国人寿进行审计的时候查出，新华人寿为47名高管购买了高额养老金，其中前总裁孙兵退休后每个月领取9.28万元。最终在审计署的干预下，这项退休高管的养老计划被废止。而令人诧异的是，这份罕见高额补充养老保险未经新华人寿董事会的批准。 　　国企高管还只冰山一角。一位学者这样描述：比如，一个大城市的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是他们在市区拥有两居室经济适用房，每月都会有租金收入。另外，他们还可以享受各种福利，很多家庭甚至从来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全家享有公费医疗，这样的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70%以上。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调查，发现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高出5.4万亿元。王小鲁将这部分统计局“漏掉”的收入称为“灰色收入”，并表示“其中三分之二‘灰色收入’集中在10%的城镇最富裕家庭”。而统计局相关人员在对王小鲁报告的驳斥中也提到了数据统计过程中存在高收入人群刻意隐瞒收入或不配合调查，以致数据被遗漏的问题。 　　“控高”反弹 　　“‘控高’是指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调控偏高、过高收入，这并不是打击富人。市场经济国家包括美国都这么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不能例外。”苏海南按照获取收入的合法合理性将高收入人群划分为四类：第一，合法合理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本身已经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调控；第二，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收入，但是另外还获取了“灰色收入”者，对此需要理清其“灰色收入”的来源，将“灰色收入”纳入到分配制度内管理；第三，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人员身份区分等条件获得不合理收入的人群，这类人群也正是“控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