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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被误导的立法？ 　　《精神卫生法》作为一个根本大法，在其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严重忽视了精神卫生患者这个群体本身的需求，偏离了它应有的轨道。 　　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这是内地首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从起草、修订到最后审议通过，历时27年。 内地农村一位患精神病的农民倒卧在自家床上。由于其应有权利被严重忽视，这个群体目前还很难融入社会。 　　作为精神障碍患者珍珍的母亲，史惠民曾经对这部法律抱有很大期望。2011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她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提交意见，希望法律能改善珍珍这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处境。但当她看到最终通过的条文，最初的参与热情瞬间被浇灭了――她的意见没有一条被采纳。 　　一年多来，关于《精神卫生法》的讨论屡见报端，学者、律师、媒体人轮番上阵，如何防止“被精神病”成为引人关注的公众话题，而《精神卫生法》的适用主体――精神障碍患者的声音反而湮没无闻。 　　“我们是被如何不‘被精神病’这个话题干掉了，是被以促进法治为目标的同行们给干掉了口”北京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所长张巍说，这使《精神卫生法》“丧失了作为精神卫生领域根本大法的作用”。 　　迷雾中前行 　　“亦能亦行”是一家关注残疾人权利和残障法律的民间组织。去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时，张巍曾联系北京一些精神障碍患者的家长、律师以及精神障碍领域社会工作^员，组织过两次研讨会。会上讨论非常激烈，患者家长纷纷从自己经历出发，提出修改意见。 　　两次研讨会，史惠民都参加了。她是一名退休的法学教授，又了解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需求，她提出的建议颇具代表性。 　　41岁那年，史惠民高龄产女，视珍珍如掌上明珠。不料半年后，珍珍的双手开始抽搐，两岁时头又开始抽搐，最严重时一天要抽上百次。史惠民回忆那段日子，说自己就像“行尸走肉”一般，“不能接受现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管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连我的家人也都躲开了。” 　　史惠民带珍珍四处求医。她形容自己这些年“犹如在迷雾中前行，始终找不到方向”。后来找国外的专家咨询，她才初步确定孩子是在剖腹产时被产钳夹伤造成水肿，进而导致脑损伤。现年17岁的珍珍只有相当于三岁孩子的智力。史惠民说，若能在三岁以前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做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情况也不至于如此严重。 　　史惠民是高校知识分子。当她看到《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的消息，心里五味杂陈：对珍珍和这个家庭而言，很多事情都为时已晚，但她得发出声音，因为还有无数孩子的母亲，正在经历和她当年同样的痛苦。 　　珍珍三岁多的时候，史惠民开始为她找幼儿园，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去了五六家公立幼儿园，都以珍珍被退回来告终;她又尝试找特教学校，但待了一段时间，珍珍性情大变，情绪很容易暴躁，史惠民只好又把她领回家;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们仍然是到处碰壁。史惠民说，几乎每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经历。 　　史惠民联合其他142个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成立了一个名为“融爱融乐”的组织，定期举办活动，让孩子们互相接触，跟志愿者接触，尽可能融入社会。史惠民也希望这个组织能起到心理疏导的作用，让那些新发现孩子患病的家长们不至于像自己当初那样手足无措，耽误了孩子治疗和康复的最佳时机。 　　“融爱融乐”中每个家庭的故事，在史惠民看来，可谓“血泪斑斑”。家长们都希望社会能替他们分担一些痛苦，希望孩子有更多机会融入社会……类似的需求，他们都在研讨会上提了出来。“亦能亦行”把两次讨论收集上来的建议统一形成文本，准备上交。 　　所有途径都被堵死 　　“亦能亦行”尝试的第一个渠道，是给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邮箱发电子文本。结果没有任何反应，就仿佛邮件从未投递过一样。 　　家长组织又通过各种关系，将意见打印版直接送到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组有关负责人手中。对方称一定会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并表示还会与家长和有关服务机构接触。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去年11月，天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范晓红参加了全国律师协会召开的关于《民诉法》修订的研讨会。其中某些条款与《精神卫生法》有交集，范晓红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但她代表身心障碍者的发言及相关建议，在研讨会上应者寥寥，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 　　剩下最后一个渠道――媒体。遗憾的是，在相关讨论过程中，反映精神障碍患者本身需求的声音几乎没有发出来。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精神卫生法”，大量是关于如何防止“被精神病”的话题。 　　近年来，一些正常人因为上访等因素被当地有关部门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屡见报端，引起社会关注。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精神病强制收治存在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