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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洋谈广东文化的转型 　　“独唱团”要转型为“合唱团” 　　7月2日上午，广东省举行以“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为主题的网民代表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主持会议，面对面听取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并与网友在线交流。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对座谈会进行了现场直播。 　　看到汪洋书记在人民网与九名网友的交流，对他的坦诚与务实风格印象深刻。他开门见山地“顶”了知名网友十年砍柴关于“决定文化生命力、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是思想是否解放，眼界是否开阔，人是否自由。给思想以自由，给舆论以空间是建设文化强省的源头活水”的言论，甚至不介意别人对他这次网络交流是“作秀”的说法。因为他希望借这次与网友交流，引领风气之先，使更多的行政官员直面网络言论，通过与网友交流，获得社会信息，沟通人际情感，使官民之间不生疏、不隔膜，通过网络互动，促进社会进步和谐。 　　自从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与网友通过网络聊天交流之后，我们总能从网上零星看到，领导干部开博客微博、与网民聊天、对话，一些领导干部还通过网络公开自己的电话。汪洋书记也连续三年与广大网友对话聊天，谈广东的经济与文化，涉及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这样面对面对话，他获取的信息与启示，是坐在办公室里无法实现的。 　　但这些都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气，更没有制度支持，领导干部的这些表现，与其说是为了工作，不如说是基于个人爱好或一时兴趣使然。现在我更关心的是，汪洋书记与网友聊天之后，是不是会将广东领导干部定期与网民见面、对话形成一项制度，譬如每月每个县市领导、每个司局领导有一次与网友见面对话的时间，而对网络上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有一个正式的回应。如果能形成制度，通过网络直面社会问题，那么汪洋书记在网络上出现的声音，就不是“独唱团”，而会发展成为“合唱团”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不仅要领风气之先，更要完成健全的制度建设，否则，就无异于一场作秀了。 　　认识当代广东文化，需要从大文化角度去理解与审视。由于历史原因，广东与海外，特别是毗邻的香港、澳门形成巨大的经济与文化反差，这种反差导致改革开放之前、之初大量人员外流。深圳特区与蛇口工业区的建立，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促使广东形成了开放的文化气度与目光。政治因素促进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促进文化传播，如果说安徽小岗引导了中国农业改革，深圳特区与蛇口工业区则引导了中国工业经济、城市文化的改革与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它启动了中国经济第二次改革，也使广东成为开放的政治文化传播策源地。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了广东？因为广东的经济与文化背景，使他的话语更具力量。 　　现在，广东的纸媒传播文化独领风骚。政治强人的话语强势传播，悄然转换成公民媒体的普遍传播，“独唱团”转换到“合唱团”。正因为广东的宽容精神、政治文化的开明、移民与侨民文化混融激荡出的多元文化，使广东媒体在九十年代出现庞大的集群，并形成强大的辐射力量。广东媒体文化进入合唱时代，自由的状态、独立的精神、理性的思考、启蒙的声音、公民意识的普及、人文知识的传播，让广东媒体独树一帜，形成泱决之势。 　　代言人要转型为文化保护人 　　汪洋书记认同网友关于文化活水来自于“给思想以自由、给舆论以空间”的说法。这一朴素的主张背后，关涉着媒体传播的基本权利，而媒体传播也会影响到被报道利益集团的利益。地方主政者如何保护媒体舆论空间，维护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理念，这需要当政者有博大的胸怀与坚强的意志力。如果听任一些机构动辄电话删文、口头传达封杀话题，甚至撤换媒体领导使媒体噤若寒蝉，如此这般，媒体不仅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空间，主政者也失去了获得社会声音的渠道，民间社会弱势群体，因言论被阻更成为沉默的受害者。我们知道当年《南方都市报》程益中先生任总编辑时，曝光了发生在广东的“孙志刚事件”，它使社会正义得到伸张，使南方媒体誉满全球，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央高层下决心，彻底改变了可耻的收容遣送制度，使每一个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可以自由行走，而不担心受到关禁闭、遣送，甚至劳役。 　　这是广东媒体给中国公民社会的伟大贡献，它促使我们行政管理者人性、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中国公民。还有当年的“萨斯病毒事件”，广东媒体仗义执言，站在真相与公义一边，相当多的媒体在萨斯疫情开始初期就有大量报道。如果其他媒体部像广东媒体这样公开报道，也许就不会大规模扩散。如果说八十年代经济改革者承担的是经济开放而带来的政治风险的话，九十年代媒体先行者承担的则是因传播真相而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正是这些开拓者与先行者执意前行，改革开放的成果才一步步做实做大，公民权益才一次次受到关注与保障，社会良知一次次被唤醒，理性的公民意识得以夯实与加强。 　　媒体报道是一个个的过程，而不是报道某个绝对正确的结果。所以，那些指责媒体报道不公正、或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保守思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