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三百年：宏观视野下的唐王朝.docVIP

兴亡三百年：宏观视野下的唐王朝 　　有唐一代历时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各个阶段的历史又不尽相同。 　　七世纪 　　七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最初，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权，摧毁了那些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对手。此后，又使位于蒙古草原的东突厥和位于东北地区与朝鲜境内的高丽、百济王国屈膝称臣，并且最终征服了西突厥和西域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唐朝在以上边疆地区设立的军镇，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在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朝的物价都很低廉，经济也很稳定，这样就有可能将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为制定出一种新的、稳定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租是由每个成年男性必须交纳的粮食税;调是由家庭妇女交纳丝绢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棉或麻），以此作为家庭税收;庸则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公共工程所服的劳役，庸也是由家里的男子来承担的。 　　七世纪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这时有大批的移民迁入了现代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看作是寻求新机遇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这里也是有可能存在着大批财富的地方。当然，他们之所以涌入这些不发达的地区，也是为了逃避征募、洪水以及野蛮人的 　　入侵。 　　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 　　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流入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 　　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八世纪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了文人们（杜甫、李白和王维等）笔下的“盛唐时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时期。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765年，而中唐则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唐时期是唐王朝从深重的灾难中缓慢地得到恢复的时期，而且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以韩愈、白居易和柳宗元为代表）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以八世纪中叶为界，唐朝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们可以依此将八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前后时间基本相等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处于顶峰的最辉煌的时期，而后五十年则是唐朝逐渐恢复元气和偏离发展轨道的时期。 　　前一个时期就是盛唐时期，它相当于唐玄宗统治的那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时间漫长、富足安定、物价低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在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骡子和马。为了将庸调丝绢顺利地从长江口转输到京城，在历史上曾经设计了复杂的运河系统来满足漕运的需要，到了玄宗统治时代，又将这条运河系统加以改进，使它在转输丝绢的同时，也能够运送外国来的奢侈品。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很快就改变了唐玄宗这位年轻的君主的嗜好。当玄宗最初继位时，他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对这种奢糜之物的鄙视。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当玄宗听到了广川堆积着大量的外国来的财宝的传闻时，在这种消息的诱惑下，玄宗皇帝开始对昂贵的进口货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丝绢是正式的价值尺度，它可以来与任何物品――从一头骆驼到一亩土地――进行交换。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731年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取代了。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而像扬州和广州这样的商业中心就更为如此。钱币是商业机器运转的油料，钱币得到认可，为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反映，而且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新的金融界不仅代表了商人和中间商的全盛时代，而且也宣告了独立的自耕农的崩溃，唐朝创建初期授予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在八世纪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除了八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之外，八世纪是自由的自耕农转变为无土地者和境况凄惨的佃农的时代，也是反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庄园主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徭役，以及税收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