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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刑事被害人救助困境 　　内地不少地方正在悄悄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然而，从各地救助效果看，对众多刑事受害人来说，现有救助仍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8月14日，周克华被重庆警方击毙遭他枪击的廖德应也在一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孤儿寡母和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8月10日上午9点半，37岁的廖德应在重庆沙坪坝一家银行储蓄所门前，被实施抢劫的周克华击穿了脖子。廖德应奄奄一息，被人从血泊中捞起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同时遭枪击的还有他的嫂子，当场身亡。 　　此后一周，廖德应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8月22日，他撇下妻儿老小，再也没有醒过来。 　　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廖德应的妻子王敏痛不欲生。这些年，她一直留守在重庆铜梁的农村老家，照看老年痴呆的家母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8岁，正上小学;小的刚满5个月，在身边嗷嗷待哺。 　　廖德应人很勤快，此前在他哥哥廖德明的工地上轧钢筋，带班，每月能挣三四千元。“我们家里就靠他一个人打工挣钱，基本上是挣一点花一点。”王敏说，他们既没有存款，也没有住房，现住在廖德明家中。去年，廖德明因经济犯罪被判刑，他的妻子被害后，也留下了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这让王敏不堪重负。家里突遭变故，又断了经济来源，她在悲伤中深感无助，担心连一个月都撑不下去。抢救廖德应的医药费高达9万多元，他生前没有正式单位，也没有社保和医保，这笔钱最终要由家属承担，王敏根本拿不出来，医院也两头犯难。 2012年8月14日，重庆新桥医院，受枪击昏迷的廖德应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廖德应的遗体至今还躺在殡仪馆，王敏始终不肯同意签字火化。她希望政府能给予救济，哪怕是出一笔安葬费，也可以稍解燃眉之急。 　　8年来，周克华辗转江苏、湖南、重庆等地，共制造了10死6伤的惨案。社会在谴责周克华的罪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些风雨飘摇中的家庭。 　　内地不少地方正在悄悄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一些人大代表陆续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纳入整个社会救助体系之中。然而，从各地救助效果看，对众多刑事受害人来说，现有救助仍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司法救助地方破冰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在刑事司法政策保护中，通过给予被害人各种形式的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最大限度地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创伤。然而，内地对陷入经济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长期以来缺乏必要的救助。 　　《刑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普遍没有能力赔偿，这使得不少刑案民事赔偿成为“法律白条。” 　　2006年7月，陕西汉阴县邱兴华恶性连环杀人案中，邱持刀斧砍死9男1女。在他被捕归案后，5名被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但邱兴华本身一贫如洗，他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 　　“让我东拆西借赔偿几万元，还不如多判我两年。”深圳一名基层法官说，部分被告人宁愿多被关押两年，也不愿为筹借赔偿款而背上数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对此，法院往往通过严惩罪犯来“以罚代赔”。 　　目前，大陆进入刑事案件高发期，刑事被害人成为一个庞大群体，处理不当将给社会稳定埋下重大隐患。一些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认为，部分被害人在其权益得不到补偿、生存状况恶化而又“取偿不能”、“求助无路”的情况下，很可能长期上访、仇视社会甚至报复社会。 　　基于化解当事人矛盾、切实保障被害人权利考虑，或为了解决被害人上访申诉问题，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刑事被害人救助。 　　200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政府每年从市财政中拨出30万元，市法院每年从诉讼费中拨出20万元，再加上部分社会捐赠，在全国率先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同年年底，浙江省宁波市两级法院也开始陆续建立司法救助基金，用于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 　　2009年4月，江苏省无锡市通过了《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是全国首创，凡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以及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被赡养、扶养、抚养人，都可以按规定提出救助申请。 　　迄今，内地有20多个省（市、区）和130余个地、市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的专门文件，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救助格局与多元化的救助模式。 　　2012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刑事被害人救助与刑事和解工作座谈会，邀请山东、河南、宁夏、江苏无锡等地法院参与，推广地方经验。 　　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透露，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自2009年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已有17个省份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全国法院共救助刑事被害人约1.09万人，实际救助资金约2.05亿元。 　　每年300万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