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10年，“澳门模式”成型.docVIP

回归10年，“澳门模式”成型 　　11月24日，候任澳门第三届行政长宫崔世安正式公布其“新班子”阵容。10名主要官员大部分是来自现任特首何厚铧班子的“旧面孔”，而唯一不获续任的，是曾经揭发崔世安主责东亚运严重超支问题的审计署署长蔡美莉。 　　一时间，外界风闻四起。记者会上，崔世安被多番质疑：为何表现理想的蔡美莉“落马”，反而由被评为表现不佳的官员获续任？而崔只简单回应称：“委任哪位官员的角度及观点总有不同，但今次这团队有共同的施政理念。” 　　翌日，澳门政府消息人士向本港销量最多的《东方日报》进一步解释：澳门《基本法》早已充分考虑到特区政府的政治体制和监察问题，政府施政团队必须是一个有力的整体，绝对不能再搞另一套，扰乱行政长官的执行部署。消息人士说：“其实大家都十分清楚，即使在西方国家如美国，也不会允许内阁成员与总统有不同的施政理念！” 　　崔世安要求审计署与施政者理念一致、保持政府施政的稳定性，其实正是早前一度被媒体热炒的具有“澳门模式”管治特色的“三权合作”论的现实版。 　　“三权合作”成政治基础 　　回归前澳门的政治建设，可谓“残缺不全”。澳门的政治权力核心，高度集中在澳葡政府的最高长官“澳督”手上。 　　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澳门总督拥有代表权、行政权和部分立法权。在立法权方面，总督对立法会有相当大的牵制权。例如有权委任23名立法议员中的7名，决定立法会选举的日期；可无须邀请即列席立法会会议，并发言；还可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向葡萄牙总统建议解散澳门立法会。 　　而在葡萄牙当局管治下，澳门也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双层二元复合社会结构。“双层”是指政府与民间两个层次，“二元”是指华人与葡人两个不同的小区单元。 　　在双层二元复合社会结构中，澳门华人底层社群面对的是作为外来殖民管治者的澳葡政府，受语言、知识、技能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华人底层社群很难建立起与澳葡政府的直接通畅联系，绝大多数华人生活在澳葡殖民管治体制之外。他们更愿意托庇于华人社团组织，通过社团表达自身诉求，与政府间接沟通。由此，社会成员与社团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庇护”关系，社会成员对社团形成某种程度的依赖，民间社团因而成为社会成员的庇护性组织。 　　随着澳门回归与葡国殖民政府的撤退，原来的政治生态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 　　在实行高度自治的澳门特区内，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又不同于原来的总督制，也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而是有自身特点的行政主导型体制。 　　其集中体现是，作为特区政府首长的行政长官，其职权在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之上。对于立法会，行政长官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并公布法律；立法会通过的法案须经行政长官签署、公布方能生效；行政长官委任部分立法议员，并可解散立法会等。 　　对于司法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和法官、检察官都由行政长官任免，提名并报请中央任命检察长和建议免除检察长的职务。相反，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长官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或有制约，比如行政长官如遇争议提案不被立法会通过而解散立法会，重选的立法会却仍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争议原案的话，行政长官若还在30日内拒绝签署，必须辞职。 　　在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下，澳门特区的民主政治也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有序推进。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已经由最初一个2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产生，改成现时由一个3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立法会由23人组成增加到29人，除行政长官委任的7名议员外，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由8位增加到12位，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由8位增加到10位。 　　有评论认为，澳门回归10年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民主政治得到稳步发展。而这“稳步”，具体体现在既定体制框架基本在毫无冲突和阻力的情况下，按既定节奏逐一铺设完成，整个过程中社会稳定、政府高效。 　　经济振兴 福利提升 　　澳门回归初期，经济不振，失业率高，治安问题严重；但回归10年后，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民生和谐，经济繁荣，人均GDP在2006年首次超越香港，更于2008年以仅少于日本30多美元的人均GDP，跻身亚洲最富有的地方之列。 　　在经济振兴的同时，一项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澳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大幅提升。 　　10年前，当地的弱势社群可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仅有社会保障基金的养老全和社工局的经济援助，且两者不能重叠享受。民间组织的救助服务固然在那一时期发挥了大部分功能，但弱势社群对社会福利服务的期望甚低，遇事时主动向外求助的意识亦相对薄弱。 　　回归之后，澳门特区政府显著加大了扶助弱势的力度，社会福利援助的项目及金额均有所调整。如常年维持在每月1150元（文中货币单位皆为澳门元，1澳门元约等于0.86元人民币，编者注）的社保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