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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量刑改革推行在即 　　“自由真好。”7月30日假释出狱的许霆踏上了回家的路。因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提取了不属于自己的17万余元，许于2007年11月29日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法院量刑过重。案经广东省高院发回重审，许最终获判5年有期徒刑。 　　量刑畸重畸轻，执法不统一，已然成为大陆法治的一块“硬伤”，许霆案只不过是其中一例。为此，大陆最高法院牵头实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纠量刑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不平衡之弊。 　　8月2日，最高法院在四川成都召开了量刑规范化工作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修改上述两个试行文本，审核相关培训教材。权威人士透露，如无意外，此项改革将于今年10月在全国全面推行。 　　维稳是改革动力 　　早在2004年，最高法院就已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6年，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和最高法院刑三庭分别起草了量刑程序指南和上述罪名的死刑量刑指导意见。 　　自2008年后，“规范司法行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公正、廉洁司法”成为大陆法院工作的主基调。与此规范整肃之风相契合，最高法院于2009年将量刑规范化改革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并在同年3月发布的“三五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而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指向的对象，也由原来少数死刑案件移到了占据刑事案件总量绝大多数的常见多发案件。 　　“‘规范’主要表现为两种途径：一是在实体上实行量刑标准化，二是在程序上实行量刑规范化。”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卫东教授对《凤凰周刊》记者介绍说。 　　最高法院刑事法官王学文（化名）对记者表示，量刑规范化改革肯定会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所限制，但在许多方面法官仍有自由裁量空间。如量刑情节的适用，虽然引进了量化，但仍设定了一定幅度，在依据量刑指导意见做出初步结果之后，还需要做全面的分析，看量刑是否与当事人的罪责相适应，由此确定最终的宣告刑。 　　虽然自我限权，大陆法院对此项改革却颇有热情。去年以来，最高法院把改革试点扩展至120多家法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与许多法院建立了合作试点。他对本刊记者说，量刑规范化既是对法官的“约束”，也是对他们的“保护”，在公开透明的程序之下，法官可以避免遭受“暗箱操作”的指责。 　　近年来，大陆司法领域内的贪腐案件时有曝光，2008年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更成为司法声望的“滑铁卢”，原本脆弱的司法权威几近崩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坦言：“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在此背景下，量刑规范化改革就带有某种悲壮的使命――提高司法公信力。 　　面对维稳压力，“息诉罢访”也是法院推行此项改革的另一动力。2009年12月，在全面试点半年之际，最高法院对试点法院进行了调研，结论认为，个案之间、地区之间的量刑更加均衡，各地上诉率、抗诉率以及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大大降低，不少试点法院出现了“零上诉、零抗诉、零信访”。对此改革效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于今年7月2日中央政法委第14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6次专题汇报会上给予了充分肯定。 　　据了解，在民事、行政、刑事三类诉讼案件中，刑事案件的上访率最低，但约有80%的刑事案件上访都是针对量刑提出，被告人与被害人同时上访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然而，“息诉罢访”并非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然逻辑结论。据记者了解，某法院在实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后，被告人对于量刑结果的满意度未升反跌。参与该试点工作的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说，量刑规范化改革让被告人有机会充分参与量刑过程，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心理预期，如果最终量刑结果未如理想，就会产生心理落差，导致对结果不满。 　　在陈卫东看来，量刑规范化改革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程序价值，改变过去“重定罪、轻量刑”的弊端，依靠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程序，使法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从而更能保证实体公正，也使裁判更易受到认同。 　　量刑与定罪是否分离 　　对于如何构建量刑程序，理论界与司法界存在较大分歧。前者多主张将量刑与定罪程序完全分离（以下简称“隔离式量刑”），即先进行定罪程序，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再启动量刑程序；而当前最高法院改革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调查与辩论阶段将定罪与量刑程序相对分开，在同一审判过程中先后相继进行。 　　王学文法官认为，建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如陪审团定罪、法官量刑，法官独立审判，这在大陆都不具备。更为重要的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