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遗踪（连载）.docVIP

远古遗踪（连载）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来头，而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就绕不开山西这一方厚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人类文明的摇篮，山西蕴育了光耀千秋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2015年8月16日会见世界华文媒体高层访问团时，首次提出山西古文化的“三个一”（即一座都城、一堆圣火、一缕曙光）。“一座都城”临汾襄汾陶寺遗址，使尧文化走出传说成为信史，树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一堆圣火”运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的火烧骨，把我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前推了100万年;“一缕曙光” 运城垣曲的“世纪曙猿”化石，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 　　本文详细讲述了西侯度遗址的发现历程，并带我们领略目前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风采，更让我们了解人类文明的圣火，是怎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西侯度，位于山西省西南角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约7公里，地处黄河左岸丘陵地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早于1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西侯度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1962年，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王建率领考古队对此进行了发掘。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侯度遗址发现于早更新世（第四纪更新世的第一个时期）初期之泥河湾期（华北山区地文期中的一个堆积期）地层中，令当时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诧异和难以接受，其命运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自发现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遗址系河流相（由陆上河流或其它径流作用沉积的一套沉积物或沉积岩形成的沉积相）埋藏环境，出土石制品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磨蚀，学术界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为了解开这一困扰学术界几十年的谜团，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我，于2005年4月间，率领一支科研队伍，再次对这处山西省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50余天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突破。根据发掘所获资料综合分析，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人类最早的脚踏地 　　人类起源是一个既神秘又十分有趣的问题。100多年前，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女娲”“三皇五帝”等传统的中华始祖形象，被“由猿到人”的进化论所取代。1929年，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口口相授了几千年的“历史故事”变成了神话传说。考古学成了揭开人们心中“谜团”最直接的手段，博物馆成了大众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最好去处。今天，“人之由来”早已成为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个常识的取得却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得十分艰难曲折。 　　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其被发现之前，大家熟知的人类最早祖先仍是“北京猿人”（中国猿人）。因此，在当时要想挑战这个“纪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半个世纪前，北京二道桥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王建仔细观察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和人类遗骨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北京猿人”不是最早的人类，在他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类存在。这一说法得到了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肯定。1957年，贾兰坡、王建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以下简称《脚踏地》）一文中提出：“中国猿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应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文章对中国猿人的用火遗迹、石器打制技术、猿人体质进化特征等几方面作了综合分析后认为：中国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三种方法打制石片，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当的分化和分工。“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虽然尚保留有猿的性质，但已经进化成了能够直立并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因此，在与“北京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还应有更为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存在。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推断，贾兰坡、王建等人努力在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寻找人类的遗骸和遗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山西省西南部，投向了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中游地区，这里有着与泥河湾同属早更新世的“三门期”（华北山区地文期中的一个堆积期，时代为更新世早期，与泥河湾期相当）地层。 　　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三门峡水库调查中，在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北约7公里的?\河村一带发现了几处旧石器地点。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两次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旧石器地点16处。在此期间，考古学家们来到东距?\河3.5公里的西侯度进行地质考察，在村后的“人疙瘩岭”下部地层中发现一件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轴鹿角化石和三块具有人工破碎痕迹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