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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民立传 帮百姓出书 　　2003年，退伍军人陈文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自传《吃饭长大》。他既非官员，也非名人，尽管下海经商多年，“但在广州甚至连‘有钱’都算不上”。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小学作文本、介绍信、病历、工资单等等，连同五万字的书面记述一起，堂而皇之地正式出版，并成为中国人“口碑历史的先锋试验版本”。 　　无独有偶，陕西省合阳县已故农民侯永禄在六十四年里记下了二百万字的日记。2006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那些“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的日记中挑选出一部分，结成《农民日记》一书，一时洛阳纸贵。 　　“草根自传”让普通人成主角 　　市场需求决定项目的可行性。面向普罗大众的传记类图书虽不像热门图书那样市场需求旺盛、前景广阔，但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寻根意识和真实客观记录过往人生的自觉被唤醒，草根一族的家族读本、口碑历史开始进入出版领域。 　　与官修正史截然不同，草根自传的传主更多是自费介入出版，这些带有个人琐碎经历和心灵史性质的民间读本，其在存史、资政、教化人生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草根写史”逐渐超越了个人史的范围。湖南常宁的萧一湘老人花费十六年心力，著成洋洋五十万言的口述地方史《天堂脚印》，汇总了常宁自宋代以降一千余年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萧一湘说，其动念只在于“一个人既已懵懵懂懂而来，总不能再懵懵懂懂而去”。 　　这说明，与以往名人自传是出版热点不同，近年来普罗大众也开始用文字关注平凡人生。随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普通人写回忆录成为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平民百姓著书立传，写底层生活史，无数个人的历史集中在一起，构成了民族的历史。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一地，专业从事自传类图书策划的图书公司、工作室（草台班子、散兵游勇忽略不计）至少二三十家，其经营规模、水平、模式不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经营状况也不尽相同。 　　其中的佼佼者“时代文化出版机构”，由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时代绘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家史家谱传记书店”等实体与个人出书网、家族出书网、家谱族谱网等网站组成，经营管理主体在北京海淀图书城，机构下辖宣传创作、编辑设计、出版发行等部门，是一家初具规模、业务兴旺的民营文化企业。自2008年至今，已编纂推出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家史、家谱一千余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民间读本”何以受欢迎 　　实际上，读者对底层历史的追捧不单因为自传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是长久以来，人们对两种历史观占据社会核心价值高地的一种反弹，一种是带有政治目的的自我标榜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述，另一种是以西方为中心，强调一切都在进化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现代性史观。现在，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两种历史观开始遭受质疑，因此草根自传必然受到欢迎和追捧。 　　普通百姓写自传，是社会进一步开放和进步的标志。在物权、产权、消费者权益都日渐受到认同的今天，对历史的要求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目前这种权利正在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囿于传主的文化水准，此类出版物除了少数由传主自己编纂外，更多的是传主委托图书公司提供写作帮助，由专业人员采访传主本人，再根据访谈素材和资料，经过构思、立意、写作、加工、润色，形成符合出版内容和技术要求的质量稳定的书稿，最后付梓出版。根据需要，有的还要加入大事记、年表、家族成员关系图或家谱、老照片及相关文献、日记等。 　　目前，出版机构出版自传的数量并不多，他们中大多数人并非专业的作家，出自传者多数年龄较大，其中一些人是通过口述方式找人代为撰写，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一段历史。老人们希望通过立传写史修谱来表达对先人的敬仰，对自己人生成败得失的总结，作为家族遗训警醒与激励后人;中青年则希望把出书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老人，铭记父辈的坎坷经历与思想财富，成为家族永恒的纪念。 　　此外，多数自传作者看重的并非所谓的文学价值，而是为家庭和朋友写作，也为自己写作，很少有人是为出名而写作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后代的精神财富和私密的家族读本，只在亲戚和朋友之间流通，读者群小众且固定，主要是传主的后人及历史爱好者，短期内不会成为出版业的发行热点。 　　综上，传记类图书自费出版有可观的市场空间，未来作者群、读者面及市场空间还会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这也是一些文化公司积极推进传记类图书项目的充分理由和必要条件。 　　“借梯上房”成就草根传记品牌 　　目前，北京的民营图书公司组织实施传记类图书出版项目有着很好的先天条件。一是藉首都地利之便，海纳八面来风，品牌辐射全国;二是伙伴合作，搭建平台。策划、编纂系列传记类丛书，推介传记类图书出版合作项目，打造传记类图书特色品牌。 　　因为，归根结底，公司作为精神文化